在威根，我曾和一个矿工住在一起，他一直为眼球颤震所苦，只能看得见一屋之隔的东西，再远就不行了。他靠29先令一周的赔偿金过了九个月，但矿业公司准备将他转成“部分赔偿”，一周只给14先令。这取决于医生是否认为他适合进行轻体力劳动。即使医生真的作出这一诊断，他也找不到什么轻体力的活儿，但他可以去领救济金，这样公司一星期可以节省15先令。看着那个人去公司领他的赔偿金，我深深地震惊于“社会地位”直到今天依然是多么重要。这个人曾在最有意义的岗位上工作，如今陷入半失明的困境，领这笔赔偿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他不能对这笔赔偿金有任何要求——他不能想什么时候拿就什么时候拿。他得每周按照矿业公司指定的时间去公司，到了那儿，他得在寒风中等候几个小时。据我所知，他得碰碰帽子，向支付赔偿金的人表示谢意，而且得浪费一整个下午，还得花6个便士搭乘巴士。而资产阶级人士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即便是像我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也一样。就算我冻馁交加，我的资产阶级身份仍赋予我一定的权利。我挣的钱并不比矿工多多少，但我的报酬会以体面的方式存入我的银行账户，我可以不受约束地提取这笔钱。就算我的账户上一分钱也没有，银行里的人还是很客气。
工人阶级的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小麻烦，被人侮辱，被丢在寒风中苦等，做任何事情都得等别人方便时才行。种种的压迫使得一个工人变得非常迟钝。他退缩畏惧，凡事都很被动。他觉得自己是某个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不允许他做任何事情。有一次我去拾煤时，问那些工资很廉价的拣煤工（他们一小时挣不到6便士）为什么他们不组建工会，他们立刻告诉我“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是谁？我问他们。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显然，“他们”无所不能。
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人会认为，只要在合理范围内，他的愿望都可以获得满足。因此在艰难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会挺身而出；他们并不比别人有能力，而他们的“教育”通常一无是处，但他们习惯于别人顺从他，有那么一种发号施令的勇气。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认为他们理所应当会挺身而出。在利萨加勒的《巴黎公社史》中，有一段有趣的文字，描写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的枪毙现场。当局准备枪毙领导起义的主谋，却又不知道谁是主谋，于是以“阶级出身较好的人有可能是主谋”这一指导思想去寻找嫌疑犯。一个长官走过一排囚犯，挑出长相可疑的人。一个囚犯被枪毙了，因为他戴了个手表，另一个囚犯被枪毙了，因为“他长得像个知识分子”。我可不希望因为长得像知识分子而被枪毙，但我同意，在几乎所有起义中，领袖总是那些发得出“H”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