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每天清晨，我最早听到的声音，是磨坊的女工们穿着木屐，踩过鹅卵石街道发出清脆的哒哒声。比那更早的声音，我猜是工厂开工的哨声，但我从来没有那么早醒来，未能亲耳听到过一次。
我的卧室住四个人，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狗窝，里面永远是脏兮兮的，看了就睡不着。许多年前，这间房子原本是平常的住家，后来布鲁克一家买了下来，将它改造成内脏店兼出租屋。布鲁克一家从以前的屋主那儿继承了好几件报废的旧家私，却没有精力将它们搬走，所以我们只好委屈睡在原本应该是客厅的房间里。天花板挂着一盏沉重的玻璃吊灯，积着厚厚的一层灰，看上去像一层羽毛。一样庞大而丑陋的东西占据了一堵墙的大部分面积，似乎是餐具柜，又似乎是衣帽架，上面有许多雕刻花纹、小抽屉和好几面镜子。房间里有一张地毯，原来应该很华丽，但如今却在周围堆满了污水桶。另外还有两张抛光的椅子，椅面都裂开了，以及一张旧式的马毛扶手椅，坐上去只会滑倒下来。这个房间被改造成卧室，硬生生地塞进四张肮脏的床，和这些废品堆放在一起。……
我觉得所有这些刻意为之的打破阶级隔阂的活动都错得很离谱。有的活动根本徒劳无功，而就算有的活动收到了效果，那也只会是加深阶级之间的偏见。如果你能好好考虑一下的话，就会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你是在揠苗助长，在阶级之间营造出一种生硬而令人不快的平等氛围，结果，摩擦将原本隐藏在内心深处，或许永远不会显露的种种情感全都暴露出来。正如我对高尔斯华绥的阐述，只要一遭到现实的打击，感伤主义者的想法就会立刻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把那些和平主义者的画皮揭掉，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沙文主义者。那些中产阶级的独立工党党员和留着胡须、只喝果汁的人都赞同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前提是他们继续倒拿着望远镜观察无产阶级。只要让他们和无产阶级发生真正的接触——比方说，让他们在星期六晚上和喝醉酒的搬鱼工人干一架——他们就会立刻缩回去，露出所有中产阶级人士那股自负傲慢的姿态。然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是不会和喝醉酒的搬鱼工人打架的。他们只和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有真正的接触，但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人。前一种人仍然是工人——他们坚持工作，当机修工、码头工人或做别的工作，他们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说话的方式和习惯，而是在闲暇时间“提升自己的头脑”，为独立工党或共产党服务；还有一种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他们通过考取国家奖学金的方式成功挤进了中产阶级的行列。前一种人是最高贵的人，我曾经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人，就连最古板保守的保守党人也喜欢他们，钦佩他们；而后一种人，除了少数例外——例如，戴维·赫伯特·劳伦斯——都不那么讨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