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许多社会主义者内心真正的动机只是过度膨胀的秩序感。当前的种种现实令他们不满，不是因为许多人在受苦，更不是因为许多人被剥夺了自由，而是因为他们觉得社会不是那么齐整有序。他们希望将整个世界改造成像棋盘一样秩序井然。肖伯纳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他写了很多戏剧，这些戏剧到底展现了多少他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和关怀？肖伯纳本人曾说过，在舞台上工人只是“引起怜悯同情的道具”。事实上，他做得更加过分，只是将他们描写成类似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笔下的滑稽角色——现成的、可笑的伦敦东区人，就像在《芭芭拉上校》和《布拉斯邦德上尉的皈依》中所展现的那样。他就像《潘趣》那样冷笑着看着工人阶级，而在更严肃的时刻（比方说，《啼笑姻缘》这出戏里那个象征失去产业的无产阶级的年轻人），他觉得工人阶级都是可恶讨厌的人物。贫穷，以及由于贫穷而产生的思维习惯，应该由上至下彻底禁止，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或许甚至应该动用武力。因此，他崇拜的是“伟人”，欣赏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的“独裁者”。显然，在他看来（参见他关于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及对斯大林与威尔斯谈话的评论），斯大林和墨索里尼都是差不多的人。在西德尼·韦伯夫人的自传中，你看到同样的事情，只是形式更加拐弯抹角，在不经意间揭示出一个傲慢的社会主义贫民窟探访者最为真实的面目。事实上，对于许多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而言，革命并不是群众自发结社组织的行动，革命意味着一系列的改革，而“我们”这些人，这些比较聪明的人，将对那些“低下的人”发号施令。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这些知书识礼的社会主义者看成是冷血动物，完全没有感情。虽然他们很少展现出对受压迫群众的关爱，他们却将对剥削者的仇恨——那种古怪的、停留于理论上的无来由的仇恨——展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就有了那套古老而盛大的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进行谴责的运动。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几乎每个社会主义作家都能狠狠地鞭笞自己，激起极度的愤怒，痛斥他所出身或拼命挤进去的阶级。有时候，对资产阶级的习性和意识形态的仇恨是如此影响深远，就连书本中出身资产阶级的人物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