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 胡适「《水浒传》考证」
我们虽然假定七十回本为施耐庵本,但究竟不知施耐庵是谁。据我的浅薄学问,元、明两朝没有可以考证施耐庵的材料。我可以断定的是:(一)施耐庵决不是宋、元两朝人。(二)他决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为这三个时代不会产出这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三)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庵看做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贽、金圣叹、周亮工等人都如此。)这个问题极有研究的价值。清初出了一部《后水浒传》,是接着百回本做下去的。(此书叙宋江服毒之后,剩下的三十几个水浒英雄,出来帮助宋军抵御金兵,但无成功;混江龙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罗国,创下李氏王朝。)这书是一个明末遗民雁宕山樵陈忱做的(据沈登瀛《南浔备志》;参看《荡寇记》前镜水湖边老渔的跋语),但他托名“古宋遗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删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后的事,把“《忠义水浒传》”变成了“纯粹草泽英雄的《水浒传》”,一定有点深意,一定很触犯当时的忌讳,故不得不托名于别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祸的最多。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孙黄、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间,李梦阳四次下狱;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废黜终身。我们看了这些事,便可明白《水浒传》著者所以必须用假名的缘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学要算《水浒传》的理想最激烈,故这书的著者自己隐讳也最深。书中说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许多宋、元的小说戏曲有关系,故当时的人或疑施耐庵为宋人,或疑为元人,却不知道宋元时代决不能产生这样一部奇书。
我们即不能考出《水浒传》的著者究竟是谁,正不妨仍旧认“施耐庵”为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但我们须要记得,“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
总结上文的研究,我们可把南宋到明朝中叶的《水浒》材料作一个渊源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