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一提到“18世纪”,就立刻会想起那些优美、俏皮而奢华的风雅物事。这些风雅掩盖了某种事实,即18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战斗、衰落和新生的时代。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伏尔泰和歌德之间的时代,新的人性观念在发展,比如《威廉·麦斯特》的世界观就代表了18世纪的目标和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整个18世纪也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思想面貌,一条清晰的脉络:人类和人类社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风格将自己与整个自然界分离开来,并在理性、社会文化和自决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伏尔泰和狄德罗符合这一思路,中间的歌德、席勒也符合这一思路。就这些精神而言,这是确立新的人类理想的问题,是制定新的社区、社会、国家和社会性概念的问题,与此同时,从相反的一极还散发出一种同样活跃的倾向,那就是对大自然的新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把人类看作脱离自然的孤儿,而是以泛神论的腔调把人类看作宇宙和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把人、宇宙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卢梭、克洛普斯托克和青年歌德的大部分思想和情怀都属于这一边。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观察到思想的两极在相互作用:一边是对基于理性的道德自觉之向往,一边是对混沌和原始世界的思乡之情;一边是对批判和理性道德的追求,一边是对情感自由、神圣迷狂和返璞归真的渴望。
——《萨洛蒙·格斯纳》
18世纪的歌剧,有着和格斯纳诗歌一样的情绪,一样飘浮在无尽时空中,一样嬉戏着。人们跟随诗句,怀着淡淡的哀愁,从现实生活进入一个仙境般的、脱离世俗的童话世界里。那些失落的创作,那些在我们后辈看来陌生而过时的东西,却在音乐中保留了它们的永恒性和有效性,而音乐不正是每个灵魂最终极、最崇高、最永恒的表达吗?人人都有摆脱庸常,逃避时间的心理需要。莫扎特的《魔笛》从18世纪来到今天,依然鲜活动人,而我们也盼望它更加简单化、游戏化。
每个时代都有其现实性,都有对日常生活的美化,每个时代都有对现实的逃避,每个时代都有对合理化和进步的追求,而每个时代也都有释放情感、挥洒人生的渴望。这些需求没有一个是对的,也没有一个是错的。一百五十年前,萨洛蒙·格斯纳的田园诗曾满足了人们最真切、最需要、最实在的愿望和需求。后来,有人唱完了他的歌,歌德也用青春诗篇圆满了他的旋律。也许,格斯纳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也许,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不仅仅是一件供那个时代进行音乐实验的乐器,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有个性的人,一种独特的、完整的造物,具有一切独特而短暂的魅力,无法复刻。或许他最好的创作并非写作,而是绘画,或许也不是绘画,而是最直接的生活。无论如何,不管在哪里遇到他的影子,我都倍感亲切。从小到大,德国和瑞士都是我的故乡,能在格斯纳的诗歌中读到如此温柔、如此美妙的瑞士,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发现,我的两个祖国之间并不存在割裂,瑞士不是只出产像戈特赫尔夫和凯勒这样坚实、粗犷、有力的诗人,瑞士的诗人也会吹出细腻的调子,而这些调子我们只习惯于从施瓦本人、法兰克人和奥地利人那里听到。这点也很令我欣慰。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在萨洛蒙·格斯纳的作品中,这两个方向也是相互交叉和交融的。他不是一位创始人和领导者,而是随处可见的音乐家和吟游诗人;他不是思想家,而是狂热者;他不是男人,而是孩子;他不是音乐家,而是作曲家。他写的诗有各种各样的标题,但无一例外都是田园诗;它们的基调与最内在的、决定性的生活态度一致,是一种宁静安详的、臣服于内心的音乐创作,是孤独的牧羊人用他那小小的芦苇笛吹出悠扬的音乐,并深深陶醉其中。他的笛子没有几个孔,也没有复调,但在黄昏时分听来却格外悦耳。
要理解格斯纳的艺术,我们倒也不必扩大对“优雅的18世纪艺术”的狭隘定义。在当时众多漂亮、有品位且迷人的物件和小玩意儿中,温柔的小画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精致迷人的水彩画,笔触优美、轻盈且自信的风格化素描,构图精美、诗意风流的小雕版画和蚀刻版画。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小风景画:温柔的山谷中,泉水从古典的砖石河槽流过,几棵树汇聚成一片怡人的小树林,一位农家女或仙女在往水壶中斟水,或是若有所思、饱含爱欲地凝视着清澈的泉水;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士一边读书,一边等待着她的情人,可以看到她的情人从树干后面的阴影中走出来。如今,在一些瓷器的图案和天真质朴的窗帘上,仍能找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虽然有时候元素发生了置换:湖岸或瀑布代替了泉水;花园、洋房或寺庙代替了树木,或紧挨着树木;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或一位牧神代替了仙女;一只羔羊或一只“丰饶之角”代替了水壶。无论画中元素是什么,整体画面总被调和成大同小异的田园风貌。在这个小小的绘画世界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对古代生活和自然崇拜的记忆,还能品味到中国山水画的和谐韵味。话说,中国艺术曾在欧洲掀起过收藏热,自从那个奇妙世界的讯息和艺术品传到巴黎,中国山水画的维度和结构就对法式洛可可风格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