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汉代史书中的游侠行为，可以发现游侠与政权联系的紧密程度的变化——由一开始的民间游侠到后期与政权紧密结合的游侠。早期的郭解等人虽具有地方势力，甚至当地官员都对他无可奈何，可本身仍是一介布衣，并无任何官权。而西汉末年的众多侠客都曾身居要职。陈遵曾任京兆史，后被封为嘉威侯。楼护曾被举荐为谏大夫，之后复荐为广汉太守。他的一些行为也开始背离游侠轻生死、重然诺的信仰，故人之子吕宽逃亡广汉时，楼护反而将他交给王莽，借此换取荣华富贵，最终获封息乡侯，位列九卿。这足以见得汉末的游侠虽然还保留了先秦游侠助人为乐的特点，但已有部分游侠向朝廷靠拢，行侠只是他们获得声望、换取政府对自己重视的手段。这时的游侠偶尔会有不愿出仕的情况，但多数最终成为朝廷的一员，甚至官居显位。当时游侠的任侠行为与早期游侠相比，开始染上一些功利性。
《游侠传》中的汉末游侠基本是名门出身，《独行列传》中的游侠也大都身居要职，任侠的风气由民间再次转向贵族阶层。此时的侠客更类似于战国的王侯之侠，结交天下游侠，培养宾客，让他们为自己铲除异己。游侠势力在这时显赫异常，无怪乎朝廷会将这一批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了。
因为朝廷的打压，东汉以后，游侠以阶层分化的方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底层游侠被酷吏当成政治资本打压殆尽，上层游侠则完成了由地方豪侠向中央权贵的华丽转身。之后的各朝虽也有游侠或者具侠气之人，但规模及势力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汉代之后，真正的游侠阶层再也不被史学家重视，只剩下文学作品中的相关身影供人欣赏和想象。对游侠的崇拜与模拟，深远地影响了汉后各个时期的士人行为及文学作品。
因为游侠的行为并不符合儒家规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史学家们对游侠褒贬不一，荀悦认为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班固认为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大部分都是抨击侠客的违法乱纪。只有司马迁给予了游侠公正全面的评价，在批评游侠飞扬跋扈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舍己为人、振人危急等伸张正义的一面。不过他的观点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屡遭贬斥，班彪认为《游侠列传》“贱守节而贵俗功”，班固则认为《游侠列传》“退处士而进奸雄”。虽然从儒学和法律角度而言，游侠在社会上并不受尊尚，但他们那种带有替天行道性质的行为，让社会底层的那些心有不平却申诉无门的弱势群体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并想象出一群为自己打抱不平的人物形象。因此游侠的形象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不断美化，逐渐成为理想化的完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