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在中国古代有着不同的称谓，有“侠”“游侠”“任侠”“义士”“豪士”等称谓，这些称谓皆与侠义、豪烈等概念有关。侠客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特殊群体，他们直接将正义付诸行动，敢于动用武力去纠错扶难，并不在乎是否合法。他们行动的动机往往是利他的，并且不怕为原则牺牲。中国大约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真正的侠客群体。相传，侠客群体脱胎于墨家学派。侠客们轻利重义，生活贫苦却又坚持原则的行为确实与墨家虽自苦为极，却依旧“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有莫大关联。这也是侠客也曾被称呼为“墨侠”的原因。虽说侠客的行径与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观点相违背，甚至侠客的行为最后也受到了墨家的指责批评，但不能否认，墨家思想为侠客阶层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春秋战国诸侯养士之风的盛行，为侠客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战国四公子门下食客大多文韬武略，文武双全，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群侠以私剑养”的现象。虽然在韩非子眼中豢养游侠的行为直接威胁了君主的统治，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游侠数量之多。可见当时的侠客已经成为一支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的独立的社会力量。
侠客的社会阶层很难界定。因为侠客并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而是具有所谓“侠客气质”的一群人的集合。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小心翼翼地将侠区分成王侯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等。曾国藩也曾说过：“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这证明了游侠只是一种气质、一种习性，而非一种职业。概括地说，侠客“既非知识分子，也非政治家，只是一些意志坚强、恪守信义、愿为自己的信念而出生入死的人”。可见无论何人，无论身份等级如何，只要按照侠客的观念行事，就是一名侠客。

司马迁和荀悦对游侠的评价都没有问题，只是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荀悦批评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并把游侠列于“三游”之首，认为游侠行径有违圣人之道，是导致周王朝礼崩乐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司马迁则在《史记》中从较正面的角度肯定了游侠行为的可取之处，如“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赞扬了各阶层侠士的贤德。但司马迁也提到“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这正好与荀悦对“三游”之首的游侠的评价遥相呼应。而荀悦在激烈抨击游侠败坏道德法制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的重诺尚武等优点：“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甚至分析了游侠之所以善恶两极化的原因：“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可见荀悦抨击的只是“盗贼之侠”，而非全部游侠。通过史学家对游侠的评价，后人可以看出侠的意义并非只有一个孤立的选项，而是包括了广阔的内涵。

除却史学家在史书中为游侠刻画出的形象，侠客也在其他典籍中留下了踪迹。商周的甲骨文、金文之中尚无“侠”字的身影；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中，疑似对侠的行为描写也是归纳在广义的“士”的范畴之内；直到战国晚期，典籍中才正式出现“侠”字。从这些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侠客阶层的发展历程：由春秋战国时期，因礼乐分崩而游离于制度之外、游荡于各国之间；到战国末期因势力的壮大，正式被赋予“侠”的名号，成为社会的群体之一。《说文解字》中利用“侠”字解释了其他的字眼：“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夹，持也。从大夹二人。”可见在汉代人眼中，轻财、重权等都是侠的行为特征。古籍中常常“任”“侠”二字并称，借此指代行侠行为，《尊任》一文更是指出“任也者，侠之先声”。可见“任”与“侠”的意义当有相似之处，故常常并举。《墨子·经上》记载：“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亦对“任”字做出解释：“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些亦可以看作是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对“侠”的定义的补充。龚自珍从历史及诸子百家关系的角度对“任、侠”二字做出解释：“任，任朋友之事者。”“侠起先秦间，任则三代有之。侠尚意气，恩怨太明，儒者或不肯为；任则周公与曾子之道也。”汪涌豪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了什么是侠，认为古代“夹”“挟”“侠”三字相通，侠的原义应为“挟持大人物并供其使役之人”。可见“侠”的定义的多样性，不同年代、不同人物对“侠”字均有不同理解。骆玉明为《中国游侠史》一书作序时便说道：“侠之为义多歧，而任侠之徒，亦行止不一，取舍互违。”范晔对此也深有感悟：“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而情迹殊杂，难为条品；片辞特趣，不足区别。措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在为游侠分类时，似乎他也有些不知所措。可见对侠的定义与分类，因游侠品行的多面性，自游侠阶层出现起就是一个难题。

《史记·游侠列传》将侠客分为：平民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等），以及豪暴侵凌孤弱的暴豪之侠。他在列传中对这些类型的侠客逐一做了点评：王侯之侠虽然高风亮节深受景仰，但很大程度是依靠自身的家世背景；暴豪之侠拉帮结派仗势欺人，更是为人所不齿。其中司马迁极力赞扬的反而是儒、墨二家排斥批评的平民游侠，认为他们虽时常违反法令，但行为符合道义，因此广受世人赞赏。司马迁甚至将游侠与儒学圣人作比较：“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矣”一事感到万分可惜。作为第一篇系统性地介绍、总结先秦游侠的生平及个性的史料，这篇文章对后世的侠客文学影响深远，后世侠客文学中的侠客类型基本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
《史记》将“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的这群人归为“王侯之侠”。他们的行为举止确实担得起一个“义”字。可若是与侠客相比，王侯之侠所行的“侠义”似乎与游侠们又有所不同。

史书中对战国四公子的评价基本一致，笔者简单地对四公子形象做了个共性的总结，发现他们都具备以下特征：
1．广纳宾客：当时四公子门下食客皆数以千计，且皆以宾客众多为豪。
2．礼贤下士：“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对于门客的要求都竭尽所能地满足；为了获得门客的忠心，甚至可以杀掉自己的宠妾。
若吹毛求疵地看待四公子的“侠义”行为，他们的“侠义”其实更接近于儒家的“仁义”与墨家的“兼爱”思想。他们付出金钱，利用自己的名望，召集民间有能之士为自己办事，甚至可以听从旁人建议散尽家财以飨士，只求天下义士能归附自己。
王侯之侠所行之侠义本质上是利己的：疏财养士、尊贤重士也只是为了自身贵族阶层的统治；为获得门客之心而做出的牺牲，是权衡各方利弊之后的功利性选择，与传统对游侠的判断——“利他性”——似乎相关性不大。纵观他们的行为举止，与韩非子评价的“以武犯禁”似乎也丝毫没有半点联系。即使有，真正动手“以武犯禁”之辈也只是他们门下的宾客，当有人冒犯了他们时，依附他们的门客自然会出手帮他们解决相关的问题。晋鄙质疑信陵君时，朱亥便出手击杀晋鄙，使信陵君能顺利接手相关军队救助赵国。赵人嘲笑孟尝君不像大丈夫，后果就是“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更确切地讲，王侯之侠应该算是游侠的召集者和管理者，并不能算是侠客本身。毋庸置疑，正因有了这群王侯将相的养士之风，闾巷之侠才具备了蓬勃发展的可能性。王侯之侠虽不可谓不贤，对明清公案小说影响深远，但对唐代的咏侠诗似乎影响并不大，唐代的咏侠诗中甚少出现王侯之侠这一类型的侠客，即使有，也多是对历史的缅怀与感慨。

侠客另一明显的特征就是助人为乐，视扶困济贫为己任。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言：“（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即使是对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侠客也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且不求回报。与汉高祖同时期的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郭解同样“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当年民间少年对郭解极为崇拜：“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

侠客除了有义举，同时也有暴戾的一面。司马迁列举了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人，认为这些是“盗跖居民间者”。班固评价游侠时说道：“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轵地儒生只是批评郭解不贤，便惨遭郭解的崇拜者断舌杀害。原涉的宾客同样因有人诋毁原涉便“时刺杀言者”。可见在游侠的眼中，法纪、人命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义气和然诺。然而对“错”与“难”的分辨却是依靠他们的主观判断，为了维护自己的判断，他们不惜以身犯法、以武乱禁，因而他们的行为在儒家或法家的眼中都是极其错误乖张的。这也是大多数的汉代史学家在谈到游侠时都带着批评态度的原因之一。
闾巷之侠之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将好杀暴戾的一面用个人的道德修养包装起来，杀戮在此成为他们成就自身大义的方式。可仍有一部分侠客没有仁义之心，只有好杀之气。这批侠客成了司马迁笔下的豪暴之侠。西汉末年，豪暴之侠凭借自己的武力与威望，在乱世之中自成一方势力，一跃成为地方豪强。
陈遵早年曾任京兆史，举止颇有游侠的放纵之态。《游侠传》中记载：“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而他的这种“大度”之风，吸引了不少仰慕者，“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遵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可见时人并非因为陈遵的权势前去巴结讨好，而是真心崇拜仰慕他的放浪做派。
陈遵的行为可能只是放荡不羁，原涉的做法则更能体现豪暴之侠“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一面。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原涉“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杰立即帮他手刃秦氏；王游公教唆尹公毁坏原涉父亲之坟，原涉大怒，让长子带领宾客二十人杀了王游公及尹公等人，可见原涉内在依旧是好杀之辈。

汉代游侠及其宾客们的行为虽也有救人危急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仗势欺人。其他的大族世家里豢养的宾客也绝大多数为违法乱纪之辈。《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中记载：“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连朝廷官员手下的宾客也是“多为奸利”。原涉与王、尹二公的交锋，便是地方执政者与豪侠势力的对峙。最终京兆尹门下督萭章因“报仇怨养刺客”被王尊捕杀，原涉也被申屠建斩杀，头颅被悬挂在长安街市以儆效尤。可见政府通过对“郡国名豪”的镇压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力量。
朝廷在镇压游侠阶层时也故意挑选一些具备侠客特征的官员。担任济南守的郅都，一上任便能诛杀“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的济南首恶瞷氏，给其他豪侠一个下马威，“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明显地遏制了地方豪侠的气焰。郅都自言“己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汉书》对郅都的评价为“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勇武、轻财、重义等性格特征与游侠相若。《酷吏传》中的其他酷吏也或多或少具备了游侠的性格，甚至年轻时亦有任侠的行为，但他们的任侠主要体现在史学家批评的层面上，范晔即便肯定了汉代酷吏“揣挫强埶，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的正直，也不得不批评他们“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故乃积骸满阱，漂血十里”的残忍无情。
这些因朝廷为了加强政权统治而提拔起来的豪侠，治理地方期间凭借杀戮制造恐慌，获得所谓“宿恶大奸，皆奔走它境”“道不拾遗”的声名，从而加官晋爵。但地方豪侠那种“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因高升而有所改善。虽斩罚不避权贵，政权得到巩固，但是“酷吏”乱用重法的本质是为自己谋求最大化的利益，瓦解其他豪强势力的同时，他们也能“立强于世”。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会互相倾轧争权：即便宁成侧行相迎，义纵还是“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义纵不满王温舒，便常常破坏王的行动。王温舒更是拉拢其他豪强，大力打压较无权势的地方豪侠，借此警告豪强大户并趁机搜刮钱财，“其吏多以权贵富”，本人死后更是“家絫千金”。另一方面，他们对权要则是尽情谄媚，换取他们帮自己传播声名的可能性。

仔细分析汉代史书中的游侠行为，可以发现游侠与政权联系的紧密程度的变化——由一开始的民间游侠到后期与政权紧密结合的游侠。早期的郭解等人虽具有地方势力，甚至当地官员都对他无可奈何，可本身仍是一介布衣，并无任何官权。而西汉末年的众多侠客都曾身居要职。陈遵曾任京兆史，后被封为嘉威侯。楼护曾被举荐为谏大夫，之后复荐为广汉太守。他的一些行为也开始背离游侠轻生死、重然诺的信仰，故人之子吕宽逃亡广汉时，楼护反而将他交给王莽，借此换取荣华富贵，最终获封息乡侯，位列九卿。这足以见得汉末的游侠虽然还保留了先秦游侠助人为乐的特点，但已有部分游侠向朝廷靠拢，行侠只是他们获得声望、换取政府对自己重视的手段。这时的游侠偶尔会有不愿出仕的情况，但多数最终成为朝廷的一员，甚至官居显位。当时游侠的任侠行为与早期游侠相比，开始染上一些功利性。
《游侠传》中的汉末游侠基本是名门出身，《独行列传》中的游侠也大都身居要职，任侠的风气由民间再次转向贵族阶层。此时的侠客更类似于战国的王侯之侠，结交天下游侠，培养宾客，让他们为自己铲除异己。游侠势力在这时显赫异常，无怪乎朝廷会将这一批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了。
因为朝廷的打压，东汉以后，游侠以阶层分化的方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底层游侠被酷吏当成政治资本打压殆尽，上层游侠则完成了由地方豪侠向中央权贵的华丽转身。之后的各朝虽也有游侠或者具侠气之人，但规模及势力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汉代之后，真正的游侠阶层再也不被史学家重视，只剩下文学作品中的相关身影供人欣赏和想象。对游侠的崇拜与模拟，深远地影响了汉后各个时期的士人行为及文学作品。
因为游侠的行为并不符合儒家规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史学家们对游侠褒贬不一，荀悦认为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班固认为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大部分都是抨击侠客的违法乱纪。只有司马迁给予了游侠公正全面的评价，在批评游侠飞扬跋扈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舍己为人、振人危急等伸张正义的一面。不过他的观点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屡遭贬斥，班彪认为《游侠列传》“贱守节而贵俗功”，班固则认为《游侠列传》“退处士而进奸雄”。虽然从儒学和法律角度而言，游侠在社会上并不受尊尚，但他们那种带有替天行道性质的行为，让社会底层的那些心有不平却申诉无门的弱势群体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并想象出一群为自己打抱不平的人物形象。因此游侠的形象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不断美化，逐渐成为理想化的完美形象。

唐代咏侠诗在塑造侠客类型时也不例外。唐代任侠风气同样盛行，唐代咏侠诗除对历史游侠进行歌颂之外，还会对当时的侠客形象进行书写。仔细分析的话，唐代的侠客类型大量继承了汉代游侠的形象特征，既有舍己为人的正面形象，也有斗鸡走马的纨绔形象，当中的侠客形象并非明清小说中所美化了的正义的、没有私人情感的道德化身，而是既有顽劣一面又有忠义一面的有血有肉的形象。
首先，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传记影响了唐代咏侠诗的题材。胡曾与周昙均以咏史诗闻名于一时。他们曾针对豫让刺赵一事从不同角度写下流传千古的诗篇。胡曾在《咏史诗》（豫让桥）中，通过“行人”与“国士”的对比，突出豫让酬恩行为的难能可贵，点出了他能够“高名不朽到如今”的原因就是怀有知恩图报之心。周昙的《春秋战国门·豫让》则从另一角度评价了豫让刺杀赵襄子的事件。他认为豫让对智伯如此忠义的原因，是智伯的尊宠让豫让感受到了士的尊严，所以豫让才会执着地为智伯报仇。诗人通过豫让对中行氏和智伯的态度对比，点明了统治阶层若想要臣子忠于自己，就得给予相应的重视。
唐代诗人对历史上的侠客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做出的解读和演绎，塑造出唐代咏侠诗中的古代游侠群像。这一部分将在后文具体分析。
其次，秦汉时期的游侠传记影响了唐代咏侠诗的人物形象。正如前文所分析，游侠们有不吝钱财、乐于助人、恣意任性、重情重义及残暴好杀等性格。这些性格特征在唐代游侠身上也有所体现。唐代的咏侠诗除借助古代的游侠群像抒情表意外，还刻画了一批唐代游侠。从这批唐代游侠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秦汉游侠的性格特征在后世的传承。

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塑造过不少侠客形象，仔细分析李白咏侠诗的用字，我们会发现“杀”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如“杀人红尘中”、“十步杀一人”、“杀人都市中”等。李白似乎很喜欢用“杀人”来凸显侠客勇武的一面，这种勇武不同于世俗，游离于约束之外，让侠客形象在显得不羁浪漫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除以好杀行为来证明侠客的勇武外，诗人又常用杀人工具来衬托侠客的侠气，如“玉剑”“匕首”等。不单李白，在唐人眼中，杀戮不再是传统认为的违法犯禁，反而是彰显自我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曾遭陷害入狱的张潮在对《剑侠传》的点评中表达了恨世间无剑侠的牢骚，也曾在自己的小品文中写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可见在民间，以暴力手段维持公义一直是大家心中所奉的圭臬。毕竟法纪也有自己的短板，侠客的暴戾手段在这时成为补全法纪短板、维护世间正义的重要手段。所以唐诗中游走在都市之间的侠客也会利用暴力手段去为底层百姓鸣不平。贾岛笔下的剑客在十年磨一剑之后会问：“谁为不平事？”吕岩磨剑赠侯道士是为了“削平浮世不平事”，李中也在《剑客》一诗中发出“神剑冲霄去，谁为平不平”的感叹。游侠手中的刀剑在唐代咏侠诗中变成了为人伸张正义的化身。
唐代游侠在行侠之后亦经常如同秦汉游侠一般不求回报。聂隐娘在帮助刘昌裔之后悄然离去，不求功名；昆仑奴磨勒在为主人崔生解决了爱情方面的障碍后，同样不图任何回报。唐传奇中如此，唐代咏侠诗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也并不少见。除部分边塞游侠对自己的付出有所期待之外，唐诗中其他的游侠都只是以完成报恩、报仇为最终目的，即便是帮助弱小解决困难，也不会要求对方提供报酬，因为对侠客而言，行侠仗义便是他们的人生理想。

魏晋南北朝的咏侠诗展示了传统的游侠气质及精神面貌。曹植《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继承了汉代侠客洒脱不羁、任气放纵的气质，《结客篇》更是塑造了为友报怨而“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快意恩仇的游侠形象。陈琳的《博陵王宫侠曲》虽现已散佚，但晋初文人张华的同名诗作也向后人呈现出古游侠的面貌。诗中的侠客于幽险之地筑室山阴，通过远离烦嚣的居住之地，侠客卓尔不群的形象便略可一窥。即使“岁慕饥寒至”，“穷令壮士激”，侠客亦是坚守本心，不受世间功利诱惑。张华歌颂了“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的古游侠品质。陶渊明的《拟古》（其八）则抒发了自己对古代贤士“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轻死重义精神的缅怀。
秦汉史料中的游侠行径都具有两面性：仗义重诺与违法乱禁。倚仗自身武功，游侠可以替人解难，平世间不平。可是绕开法纪去解决问题，必然会涉及违法的问题。此外，游侠的流浪特质注定他们或成为贵族的食客，或沦为剪径之贼，否则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养活自己。六国之后，贵族阶级都自身难保，哪有余力去供养门客？而沦为盗贼的游侠，势必对社会治安造成冲击，具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游侠甚至有可能对政权的稳固产生影响，这也难怪朝廷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游侠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游侠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汉末三国时期正值乱世，各大地方割据势力都急需勇武之人，游侠可以改头换面，用自己的力气与勇猛换取功名利禄。从此，游侠开始有意识地向政治集团靠拢，成为政治角逐的助力之一。
当时的文人热切追求功名，渴望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或是辅佐明君得天下。本身颇具侠气的曹操在争夺天下时，手下也多有任侠之辈。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亦以王公子弟的身份倾慕游侠，行事更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因而建安时期，诗歌作品中开始出现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游侠形象。受建安文学的影响，魏晋六朝时期侠客文学中的游侠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自甘流浪、不愿做官，到积极建功、积极入世。
曹植在名篇《白马篇》里，塑造了一个积极参军、渴望建功立业的幽并游侠形象。诗中用一系列动作描写展示了这位自小离乡的游侠武艺到底有多么高强，“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等高难度动作对这位游侠而言毫无障碍。一听说边城军情紧急，游侠立即“厉马登高堤”，为国拼死奋战。正因为《白马篇》把游侠精神引向为国镇边，因此后世的咏侠诗与边塞诗边界变得十分模糊。不过，若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这类转变使游侠的形象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与“英雄”形象的结合也更紧密了。

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特别是晋代政坛笼罩着恐怖气氛，并且当时门阀制度严苛，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说法。游侠在文人的笔下，除了作为歌颂赞美的对象，又多了一层功用——借游侠抒发自己的内心情绪。
这一时期，文人笔下的游侠，可以看作他们内心中自己的理想形象。这时的文人追求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因而诗人笔下的少年儿郎均是受命自忘的形象。即使是“寄意遥深”的阮籍，在他的《咏怀》系列中也有“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这类雄杰豪情的展示，结合其他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还没认识到政途险恶之前，少年阮籍也有过报效王室、入世建功之心：“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这首诗虽是阮籍的自述，看似与游侠无关，但正如前文所说，侠只是一种气质，而非职业、身份，因此对剑术的喜爱与对军旅的向往便是阮籍内心侠气的表现。虽然阮籍终其一生也没能真正挥剑饮马边塞之上，然而他把内心的侠气化作想象，通过与现实的对比，抒发了自己渴望济世的豪情壮志。
在西晋诗坛中举足轻重的诗人张华，早年出身寒门，因此他对寒素子弟的仕途坎坷颇为同情。在《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中，他便借因贫困铤而走险的侠客形象抒发了寒门士人感激发愤的心情。
左思的《咏史》诗中同样有关于游侠的描写，不过与傅玄、张华等人的咏侠诗不一样，左思的抒写，侧重于凸显古代游侠的某种气质，而非追求功名。因出身低微，在宦途无法得志之后，左思诗歌内容逐渐由入世变成出世。因而诗歌内容风格与同时期的诗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咏史诗八首》（其六）中，诗人将“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的荆轲、高渐离等古游侠与豪右权贵作对比，得出“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结论，并借此辛辣地嘲讽了贪图富贵的权贵形象。
除对侠义的理解发生变化外，咏侠诗的主题在魏晋六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除将咏侠诗与边塞和感遇言志结合起来之外，到了庾信时，咏侠诗中又开始增添了一丝思归的色彩，使得游侠的形象变得更加人性化起来。这时的游侠形象不再只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他们英雄气概的背后同样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心灵。边塞的苦寒、战场的杀气、游子的思归，这一系列围绕边塞的主题无一不符合南朝人“感荡心灵”的审美趣味。这时咏侠诗开始着重游侠内心世界的外显，此亦开拓了不少咏侠诗的新题材。

《乐府解题》曰：“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其中的《刘生》《骢马》《紫骝马》等古题便常涉及游侠的书写。以《紫骝马》为例，《乐府诗集》中一共收录了15首同题诗作，其中11首是在六朝时期完成。古人多把这一诗题归在边塞类范围，这与古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咏侠诗概念有关，也与边塞诗和咏侠诗的界限不够清晰有关。因此边塞游侠的书写常被归入边塞范畴。
在这些《紫骝马》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与侠气相关的书写。“长安美少年，金络铁连钱。宛转青丝鞚，照耀珊瑚鞭。”“角弓穿两兔，珠弹落双鸿。日斜驰逐罢，连翩还上东。”“照耀桃花径，蹀躞采桑津。金羁丽初景，玉勒染轻尘。”这几首诗作更侧重于策马扬鞭的游侠形象的书写。杨炯的同题诗作也是保留了六朝游侠人物塑造的基本特征：“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这些装扮华丽的美少年游侠，难免有无数少女为之心动：“愿君怜织素，残妆尚有啼。”“远听珂惊急，犹是画眉人。”“红脸桃花色，客别重羞看。”这些女性的娇羞或是哀怨进一步衬托了少年游侠的风流不羁。
中唐的李益也有同题诗作传世：“争场看斗鸡，白鼻紫骝嘶。漳水春闺晚，丛台日向低。歇鞍珠作汗，试剑玉如泥。为谢红梁燕，年年妾独栖。”这首诗延续了六朝同题诗作中的浪荡贵族游侠的形象书写，同时保留了魏晋六朝的诗歌内容和结构，借由女性形象烘托游侠的不羁风流。
常被归入边塞诗范畴的诗作里常常出现边塞游侠的身影。“识是东方骑，犹带北风嘶。”“天马汗如红，鸣鞭度九嵕。饮伤城下冻，嘶依北地风。”诗中的边塞游侠即便回到都市，马蹄声里都带着北风的声音。卢照邻创作的《紫骝马》里也塑造了一个叱咤沙场的边塞游侠形象：“骝马照金鞍，转战入皋兰。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雪暗鸣珂重，山长喷玉难。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杨炯笔下的重周游的边塞游侠亦是如此：“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在保留了乐府诗基本写作架构的同时，唐人亦因应时代的变化，在前人基础上加入了唐代喜好功名的特质。杨炯笔下的游侠奋战边塞的主要目的是“封侯”。“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的本质也是为了建功立业。
可见唐人的乐府咏侠诗在继承魏晋六朝的结构之余，又在相关基础上做出改进，让乐府咏侠诗更能表达唐人浪漫进取的性格特征。

经济的发展同样促进了交通的发达，在隋朝开通的通济渠、广通渠及江南运河等以洛阳为中心的人工水利管道的基础上，唐朝在垂拱年间又开通了新漕渠，用以贯通淮水流域的河流。天然河道与人工运河构成的水路网络，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武后时期，崔融上疏时曾描绘当时舟楫便利的情况：“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在陆路方面，唐代同样在前人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当时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十分密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也颇为密集，除了国都长安，洛阳、扬州、泉州等城市也都成了当时国际都市之一。据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中搜集的史料可以看出，唐代的陆路交通网亦是基本覆盖全国，即使是远离京城的滇黔地区也是道路畅通。《通典》中提到唐代交通及其配套设施的便利程度：“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的交通便利与社会安定程度。《资治通鉴》中亦记载：“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连之前甚为荒凉的陇外之地凉州也是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其他的大城市就更不必多说了。唐代的水陆交通及相关配套设施都十分完备，再加上唐王朝对馆驿关津的重视，当时人们单人匹马就可以走遍各地，不用担心饮食住宿的问题。这为唐代诗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利。
除经济基础与社会设施之外，时间是出游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唐代有大量的法定节假日，政府沿用了南北朝的“旬休”——每十天休息一天。这样算来，官员们每年便有了约36天的假期。除此以外，唐代官员们还有一些“法定节假日”，传统的春节、端午、元宵等普天同庆的日子就不必说了，皇帝、皇子等的诞辰在当时也是全国性放假的依据。如此算来，唐人的法定假期有将近90天，占了一年的四分之一。此外，当遇到帝王下敕之时，百官不但无须入朝处理公事，甚至可以恣意宴游寻欢，好不惬意。而下敕之时，政府又会因应官员的官阶发放物资，任各追胜为乐。有了那么多的假期，还需要担心没有时间漫游吗？这也是唐代文人虽有很多人在朝为官，但仍有闲情逸致周游全国的原因之一。
有了经济、交通及时间方面的支持，唐人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出门游历了。“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中说道：“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可见唐代人认为游历山川有助于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纵观唐代历史，几乎所有诗人在年少时都曾漫游祖国山河，在欣赏壮丽山河的同时了解历史典故，这不但有助于诗人积累诗歌创作经验，而且有利于激发诗人的豪迈之情。

唐代人漫游的过程也是结交朋友、拜谒权贵的阶段。本身行事风格便颇具侠气的李白在《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一诗中向友人回忆了自己过去漫游襄阳的岁月，诗人用“高冠佩雄剑”寥寥数字刻画了自己年少时的英姿，这段游历是诗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诗人在白发先秋的时候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回忆往昔漫游美好的同时，诗人心中仍有些遗憾，游历时的豪情换不来雄心的实现，最终只落得个“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的落寞下场，一腔激情无处寄托，也难怪他会“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李白借追忆古人的方式，抒发自己建功无门的抑郁之情。

唐人本身的任侠气质与漫游山川的广博见识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产生豪迈的情感。这种豪迈之情再加上空前繁盛的时代赋予了诗人们蓬勃向上的气息，体现在生活之中便是建功立业之心。即便是多为伤感基调的送别诗，唐人亦能写得波澜壮阔。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便是一首送别兼怀古之作。诗歌利用易水这一地点，展开跨越时空的联想，由自己此时的送别，想到当年荆轲、燕丹等人在易水边上悲歌离别的场景。再借由“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暗喻壮士的慷慨之情犹如长流不绝的江水一般，至今仍然存在。历史赋予山川河流的厚重感与今日送别的伤感结合在一起，更增添了今日离别的慷慨悲凉。元稹在《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里提到了自己年少时热爱猎骑与壮游的行为。这种“二十走猎骑，三十游海门”的漫游经历与元稹产生“名冠壮士籍，功酬明主恩。不然合身弃，何况身上痕”的豪迈志向亦有一定的关联性。
唐人对侠的看法与传统儒家的判断截然不同，在唐人的眼中，侠客的不羁是浪漫的表现，并非乱禁的象征，甚至班固、荀悦眼中暴力、违法的不轨行为，到了唐人的眼里却成了值得歌颂的特征。例如，马戴在《赠别北客》中写道：“君生游侠地，感激气何高。”唐人常常用这类“感激之气”褒扬友人，借此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欣赏。
游侠最能满足诗人们的想象。因为游侠的生活方式与漫游最为接近，游侠对成事的执着也与唐人对成功的向往相似。在咏侠诗中，诗人能够完美地借助游侠形象抒发自己豪情满溢的雄心壮志或者无明君赏识的愤懑之情。
在普遍追求济世的唐代，即使是闲适的佛系代表王维，早年的诗作中也体现了自己济世的雄心，除《从军行》《陇西行》等边塞代表作及《少年行》等咏侠诗之外，在《送从弟蕃游淮南》这首著名的送别诗中，用“淮阴少年辈”指代从弟王蕃，赞扬了从弟各方面都十分优秀，亦具备“高义”的品格。诗中王蕃的行径更像是游走江湖的侠客，虽说是读书人，但王维对他的期望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希望他能够以“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的方式游行千里，为国家开拓边疆，并借此获得君王的赏识。只是崇尚佛老之道的王维对侠义的理解与旁人或有不同：侠义不单要能兼济天下，更要能修身养性。

诗人的笔下不单边塞游侠崇拜血腥暴力，都市游侠也不例外。“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以剑身湿血的暗淡光泽营造侠客杀人后的肃杀冷峻；“悍睛忽星堕，飞血溅林梢。彪炳为我席，膻腥充我庖”以杀虎斩蛟的血色与腥气场景反衬侠客的果敢狠厉。暴力与血腥在唐人的诗歌中成了侠客阳刚气质的外在体现。这一诗歌特征是唐代咏侠诗的时代特色。之后各朝各代亦时有咏侠诗的出现，但是诗中更多的是文人气息的流露，虽然依旧会对侠客的勇武表示欣赏，但相关欣赏只是停留在能力层面，不再有血腥暴力的渲染。
侠的行为方式向来与武离不开关系，有了对武的执着追求后，咏侠诗的大量涌现也成了可能。只是受到体裁的限制，咏侠诗无法像武侠小说或者武侠戏剧一样，将侠客的武功通过文字或者具体的动作设计展现给大家，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诗歌中侠客形象主要是一种精神寄托，而不追求精细刻画，故其仗剑行侠的举止未免大同小异。”咏侠诗只能是以抒情的方式凸显诗人对侠义的崇拜，因此咏侠诗甚少涉及具体的动作描写，多是抒发个人的兴致与想象。“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只是用敌军的慌乱衬托关西侠少的英勇，“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只是截取了胜利回师的场面，“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只是以白描手法刻画出少年游侠弯弓杀敌的潇洒姿态，这类诗歌都避免了直接具体的战场搏杀的场景描写。“少年胆气粗，好勇万人敌。仗剑出门去，三边正艰厄。怒目时一呼，万骑皆辟易。杀人蓬麻轻，走马汗血滴。”虽有“杀人”二字，但也仅限于“杀人”二字。具体用什么招式、什么武器杀人、在什么时候杀人、杀了什么人等信息完全隐藏在诗歌背后。《全唐诗》中其他同类咏侠诗也是如此：“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杀人如翦草，剧孟同游遨。”在这些诗句中，杀人的过程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借用这一暴力途径显示侠客胆大、轻生的勇武一面。对武力的崇拜被抽象成了一种精神象征，成为唐人抒展豪气的文学意象。而诗歌中不着点墨的杀人过程成了读者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空间，让读者有了参与其中与诗中人物交流对话的机会。而这也是咏侠诗与其他武侠文学不同的特征和魅力所在。

古时流传下来的习俗到了唐代又因应唐人任侠气质有所演变。友人知己之间的赠剑习俗古已有之。早在先秦时期，剑作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常作为国家之间互相馈赠的信物。后来这一习俗逐渐蔓延到各个阶层，特别是荆楚之地，一直有“服文彩，佩利剑”的风气。剑在当时可算是贴身对象了，因而人们在剑身上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常常以剑比德、以剑喻才。故赠剑也寄托了对友人的祝福。而先秦史料中与剑有关的故事，如伍子胥与渔父、季札与徐君，结合当年动荡诡谲的政治背景，更是显得壮阔感人。其中的渔父与季札，虽非广义上的侠客，然而行为举止也具备了侠客轻死生、重然诺的风骨，因而备受后人推崇。唐人在向友人赠剑，寄托自古流传下来的寓意的同时，又增添了当时尚武的特色，将尚武与风骨结合起来：“行行复何赠，长剑报恩字”是对独请万里行的羽林郎的谆谆教诲，“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是西陵少侠对知己的重视方式。这让唐代与器物有关的诗句摆脱了齐梁时期的宫廷纤弱柔巧的婉约风格，带上了雄浑壮阔的阳刚之美。
社会的尚武风气加上文人对风骨的追求，唐诗中“豪士”“壮士”“义士”“侠”等词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朝代。“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是诗人看遍世间不平，本着侠义之心发出的感慨，“……功成走马朝天子，伏槛论边若流水。……空令豪士仰威名，无复贫交恃颜色”是借助豪士等形象衬托张郎中的不羁与豪情。正因为诗人本身已是侠义心肠，因而文人们对游侠行为及心理方面的把握也显得更加准确到位，甚至可以将自身的经历、感想与诗歌中的游侠形象结合起来，加上“不平则鸣”的因素，唐诗中的游侠形象显得十分丰满感人。即便是吟咏古代游侠，诗人也能结合个人心境加以揣摩想象，使得这批古游侠成为独立于史书存在的全新个体形象。鲍溶笔下的荆轲，是壮士崇拜的模本；贾岛在刻画荆轲时，虽然同样也选取了易水送别一幕入手，不过却另立角度，从英雄亦有情的视角出发，写下了“壮士不曾悲，悲即无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泪垂”，突出了荆轲慷慨赴死的一面。李白诗中呈现了“耻作易水别，临岐泪滂沱”的一面，借易水送别的惨淡之境，烘托与友人离别时的伤感情怀。侠与唐代生活融合到了一起。

与西域诸城同载史册的首推西域名马。中原人士对胡马的喜爱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汉武帝时便有汗血宝马等名贵品种引入中国。汉武帝甚至写下诗篇《西极天马之歌》赞扬这些从西域远道而来的宝马。胡马在此展示出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澎湃气象。陈寅恪先生曾对此发表过见解：“中国马种不如胡马优良。……唐代之武功亦与胡地出生之马及汉地杂有胡种之马有密切关系，自无待言。”有了良马之后，骑兵队伍就能迅速发展壮大，而在冷兵器时代有了强大的骑兵队伍便能纵横天下，所向披靡。因此与汉朝同样尚武的唐代，自然也将名马奉为圣物。由天子到寒士，无不歌颂马的俊逸身姿，因此唐代同样有不少歌颂西域名马的诗赋流传至今。譬如唐代宰相张说便曾以“不因兹白人间有，定是飞黄天上来”的诗句赞扬海西送来的名马身姿非凡。
唐诗中提到“马”的诗歌不胜枚举，和前朝相比，“胡马”一词出现的频率尤为高，纵观《全唐诗》，直接提到“胡马”或“天马”二字的诗歌就有一百多首，可见西域名马在唐人心中的地位了。
游侠对宝马也情有独钟。游侠之所以称为游侠，正是因为他们的浪迹天涯、漂泊不定。若要游历天下，必须倚仗交通工具。在古代，人们用于出行的动物通常为马、驴和牛。驴的体形小，速度慢，较适合短途轻便的旅程。牛虽然能负重，耐力强，但速度方面有所欠缺，也不适合侠客们恣意飞扬的形象。潇洒不羁的游侠与奔驰如电的骏马可谓相得益彰，边塞游侠更需要骏马帮助自己建功立业。值得留意的是，边塞咏侠诗中出现的马匹常有特定的血统，以此提醒读者诗歌的内在环境与人物的特殊性。
首先，胡马作为西域的象征意象频频出现在唐代咏侠诗中。在袁瓘的《鸿门行》中，胡马是意气少年遥度朔野之后见到的事物；李白的《行行游且猎篇》也提到“胡马秋肥宜白草”。在这些诗歌当中，“胡马”是西域的代名词，是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风景，见到了胡马，等于来到了西域边塞。
其次，胡马在咏侠诗中，同样可以作为边塞游侠击败胡人之后的战利品。唐代边关战争的主要对象还是以西域地区等游牧民族为主。与他们作战的战利品自然同畜牧有关，其中唐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西域的胡马了。胡马的品种优良，引进后不但可以直接用于战场，还能改良国内马匹的血统。杜甫的《后出塞》中，胡马是拔剑击大荒后的战利品；王维的《老将行》中，胡马是少年儿郎击败胡人时获得的坐骑。在这些诗歌中，胡马不仅是战利品，更是衬托边塞游侠骁勇善战的参照物。

长安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唐代在继承了大兴城原本的雄伟风格和分坊管理制度的同时，又做了一系列的扩建和改良，使得长安城变得更为气势恢宏、井然有序。据史料记载，整个长安城共有二十五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东西向十四条。其中最宽阔的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这些街道将长安城划分成东西二市和一百零九坊。加上太极宫、大明宫等壮丽气派的宫廷建筑，整个城市气势恢宏，“盛唐气象”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王勃对长安的繁华更是极力赞叹：“高台四望同，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璧房锦殿相玲珑。”孟郊眼中的长安也是“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的一派歌舞喧天景象。即便到了风雨飘摇的晚唐，长安也常以“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的姿态出现在诗歌中，长安昔日的繁荣依旧是诗人不愿醒的一场梦。这足以看出长安在诗人心中的地位。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洛河南北共计二十条街道，城内共有一百零三坊和三个市集。可见城市面积不小。
城市的繁华与交通的便捷息息相关。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为城市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还将城市划分得齐整无比。登高望城的白居易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苏氏演义》中提到：“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也就是说坊就是居民区。而市就是所谓的集市，市内分门别类地设置“行”，据宋人记载，长安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虽说坊市制度较为封闭，但唐代坊市制度规划完善，这对人口、经济仍处于恢复期的初唐、盛唐而言，能较好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在中唐之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且封闭的市坊制度能较好地维护城市治安，让居民安居乐业。此外，唐人对商贸的态度有所改变，人们开始重视金钱利益，甚至在教育小辈时让他们求利就好，因为“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民间风气的转变以及政府方面不再抑商，让当时一些禁商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度相对宽松许多，经常会有小贩推车在原本禁止交易的坊间售卖物品，而市集方面也常常有饭馆酒肆通宵营业。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当时商贸的发达。这为城市的繁荣巩固了内在经络。

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与少年形象经常是重叠的，可能因为少年初生牛犊的姿态与游侠勇往无前的精神无比契合。皎然诗中的少年就是放浪不羁的都市游侠。《长安少年行》里，半醉的少年骑着花骢马在长安的绿槐道上恣意畅游。马匹品种优良、装饰华美，酒楼倡家装修华丽、重彩绿漆。再看看当时的城市建设，街道两旁皆有绿树迎风飘摇，郁郁葱葱。诗中的“翠楼春酒”与王勃诗中的“紫阁丹楼”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从建筑与色彩的角度对大唐长安的繁华进行刻画。
除建筑方面大气壮观之外，唐代在商贸方面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临高台》有云：“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古代的市楼，因上边悬挂旗帜，又被称为旗亭。由于商贸的发展，自汉代开始就有了集市。政府为了管理集市会建立市楼方便市官监察市集情况。高耸的市楼上边挂满了店家的招牌旗帜，足以证明当时店铺数量之多。这也说明当时社会的经济情况与百姓的消费能力状况如何。韦应物在《酒肆行》中描写了唐代酒楼的奢华外观：“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高耸的酒楼不但装修华丽，甚至可以看到皇宫别院内的景象。这样的酒楼消费肯定不便宜，但即使费用高昂，仍是座无虚席，常有远方的客人慕名前来。可见在当时的城市地区，能够进行高消费行为的人并不少。正如高适所说：“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唐代的城市居民经济状况甚佳，负担得起相关的消费。李廓的《长安少年行》则是刻画了贵族豪侠在长安奢靡的生活，从侧面说明了长安的城市经济面貌。诗中的长安少年“刬戴扬州帽，重薰异国香”，说明当时长安城的商业十分繁荣，不仅远在江南的物品，甚至异国的香料在长安城内都可以买到。除此之外，诗中的少年“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乐奏曾无歇，杯巡不暂休。”可见当时娱乐行业的兴盛程度，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从早到晚从无间歇地游乐嬉戏、踏青打球、赏花醉酒等。青楼中的生活更是多姿多彩：“歌人踏日起，语燕卷帘飞。好妇唯相妒，倡楼不醉稀。”娱乐行业的兴盛不但说明当时社会足够安定，而且证明了城市的繁荣程度与政府对商业娱乐的放松管理。再来看看城市住宅的内部装饰。贵族游侠饮伴至倡家后，青楼的内部是“犬娇眠玉簟，鹰掣撼金铃”。青楼中的宠物也都有玉簟、金铃等华丽用品，可见其间的奢靡程度。倡楼已是如此奢靡，何况其他的大户人家？唐代的咏侠诗利用侠客四处游荡的特质，从游侠的视角出发，多角度地描绘出当时都市繁华的景象。

长安城市如此繁华，与它齐名的洛阳当然也毫不逊色。由隋入唐的陈子良在《游侠篇》中描绘了隋唐贵族游侠们在春意盎然的洛阳城中纵马赏春的场景：“水逐车轮转，尘随马足飞。云影遥临盖，花气近薰衣。”动态与光影气味结合在一起，向后人展示了当年洛阳的闲适与气度。《畴昔篇》中的少年侠客虽“弱岁贱衣冠”，但在洛阳城中依旧是遨游灞水曲，风月洛城端；争驰千里马，竞骛七香车。因为骑马驾车地在城内遨游，因而见到“掩映飞轩乘落照，参差步障引朝霞。池中旧水如悬镜，屋里新妆不让花”等洛阳城内景象。
这些咏侠诗都以明丽色彩书写当时的繁荣都市，穿梭在城市间的游侠打马醉酒、赏花踏青等活动，又让诗歌充满了动感。都市咏侠诗也因此显得明快活泼，富有激情。这些都市咏侠诗中，游侠可以是诗作的叙述视角，也可以是诗作的观察对象。“京华游侠盛轻肥”之类的场景也进一步强化了都市繁华的形象。生性放浪的游侠与繁华都市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繁华都市吸引了游侠前来聚集，而游侠又反过来为都市增添声色与风情。

“五陵”一词出自汉代，汉代几位皇帝在长安附近修建了几座陵邑，并大量迁入人口，使得五陵逐渐变成贵族的聚居地，“五陵少年”一词也成了纨绔子弟的代称。唐诗中常有以汉代唐的手法，因此“五陵少年”一词常出现在都市咏侠诗当中，借指唐代的贵族子弟。这批贵族游侠家世不凡，出手阔绰，从诗中对他们的形象描写便可看出这一点。
秦汉以来，中国的统治势力稳固地集中在贵族大家的手中，只有到改朝换代之时才会有大的变迁。直到宋代，这种势力集中在豪门士族的情况才逐渐被依靠科举上位的士绅阶层掌握朝政大权的情形取代。所以，唐及唐之前的史料对人物的描述都极为重视这个人的宗族关系。在介绍人物的背景时，史书格外热衷强调他们的宗族发源地。即便不是汉人出身，史书同样会以汉人的方式记录相关人物的家族背景。如有鲜卑背景，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屈突通，《新唐书》中对他的记载是“其先盖昌黎徒何人，后家长安”。这些胡人贵族，除了会把胡人地区的风俗习惯带入中原地区，自身掌握的权力更能自上而下地将少数民族的行为风俗推广至民间，进一步强化民间好武的社会风气。
唐代好武重侠的风气让不少贵族少年沾染上侠的色彩，同时也让本身具备侠气的人聚集在这批贵族的身边。《新唐书》中有段关于皇室贵族的描写：“隐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门。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阴说秦王共大计的唐俭，祖上由北齐开始便是高官，自身“爽迈少绳检”，他的弟弟唐宪，“不治细行，好驰猎，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轻侠”。这些关于李建成与唐宪的负面评价，与游侠的负面行径相关。唐代高级官员也有“曾游游侠场”、“摇情游侠窟”之类的诗句传世，可见游侠气息对当时王公贵族的渗透。由于贵族阶层对政局的掌握，加上这批人本身好武，手下又有一班游侠能为自己出力，初盛唐的这类五陵少年，虽也有豪奢行为的表现，但是整体而言还是较为积极向上，也能为朝廷贡献自身力量，巩固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是对自己宗族势力的一种维护。唐宪虽说“不治细行”，但参加义军打拼天下，一路加官晋爵，“终金紫光禄大夫”。贵族少年与博徒大侠之间相互影响，贵族少年加强了自身好武放纵的一面，而博徒大侠们也放大了自身轻财狂欢的性格。这一共存关系不仅使游侠集中于繁华都市之中，还为晚唐时期大批家养刺客的出现奠定了社会基础。

南北朝时期，贵族任侠风气炽盛，当时皇室成员笔下也常有游侠的潇洒身影：“宝剑杂轻裘，经过狭斜里。”“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珂路中满。”“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这类写作风气直接影响了初唐的咏侠诗。
官至宰相的“文章宿老”李峤，诗歌题材也如宫廷诗人般局限在应制诗、唱和诗和咏物诗等范畴。诗风典丽的他，吟咏器物时，也会用游侠形象营造诗歌意境。“侠客持苏合，佳游满帝乡。”诗中的侠客并非先秦时振人危急的形象，也不是汉代史书中常批评的力折公侯、睚眦必报的形象，而是承继了六朝咏侠诗中纵情声色、拥有生活品位的贵族游侠形象。所以这位游侠除爱游历外，也和文人雅士一样喜好熏香。开元年间任职起居郎的蔡孚，其笔下的贵族少年“意气平生事侠游”的同时，也爱好贵族阶层的运动——打马球。这类因家庭出身影响在享乐方面有极高要求的贵族游侠形象，与六朝时期并无差别。
和史书中的严肃悲慨游侠形象相比，六朝的游侠形象显然更具有生活的气息。诗歌不再去强调游侠的武艺与能力，而是更多地将视角聚焦在侠客的外在形象及生活态度上。若说《史记》中的游侠群像强调了游侠的道德属性，那么六朝的游侠群像则强调了游侠俗世的一面。这样的游侠更符合世俗的审美。
游侠具有了世俗属性后，行为不再是利他式的自我牺牲，而是成了欲望的宣泄。酒与美色向来是男性容易沉耽的对象，南北朝的游侠们也是如此。“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酲。”“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游侠们用朝饮解宿醉，途中遇到美女也会驻马欣赏，甚至调戏一番。初唐乃至整个唐代的咏侠诗中，游侠们也继承了这类彻夜狂欢的轻薄行为：“轩盖终朝集，笙竽此夜吹。”“城中轻薄子，知妾解秦筝。”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文明的本质总结成“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咏侠诗中带有轻薄属性的游侠行为正体现了代表狂热与冲动、重视个体内心情绪表达的“酒神精神”。这种迷离狂欢式的审美特质又为诗歌增添了浪漫属性。
在意象的使用层面，初唐的咏侠诗更是与南北朝高度重合。骏马美酒同样用来证明游侠潇洒放浪的性格，宝剑名鞭则用来暗示游侠的高超武艺。游侠在诗作中呈现出来的蓬勃生命力正与南北朝咏侠诗一脉相承。因为宣扬澎湃激情，初唐咏侠诗中的游侠也多以“美少年”的形象出现。
南北朝时，贵族咏侠诗与边塞咏侠诗已初具模型，虽说也有，不过整体而言这类诗作并不多。这与两类咏侠诗作者群的身份地位差异较大有关。而初唐诗人则将贵族咏侠诗与边塞咏侠诗融合在一起，在保留咏侠诗中都市少年蓬勃激情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了边塞，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用。

唐人虽说尚侠好武，行事颇具侠风，但当时史料中对“侠”字的判断并未有本质的改变。“侠”在当时仍具有骄恣放纵甚至欺凌弱小的负面意涵。新旧《唐书》中记载，好任侠的皇室成员们“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夜潜出淫民家”，“骄纵逸游，动作失度”。然初唐咏侠诗在涉及贵族游侠时，在汉魏六朝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一游侠类别进行美化改造。
有参军经验的骆宾王，也曾用“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的诗句描绘从戎的侠客。这些描写看上去似乎与南朝的纨绔游侠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诗末却突然拔高诗歌立意：“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借对易水送别的否定，表达了侠客渴望成功的远大抱负，使诗歌一扫之前的纨绔气息。其他初唐诗人的咏侠诗作品亦有相似特色。“风霜但自保，穷达任皇天”是杨炯在仕途浮沉中的经验总结；“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是将纨绔子弟转变成与游侠相通相知、愿为国为知己征战沙场的边塞游侠形象；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中的少年们“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不仅保留了古游侠的“轻死生、重然诺”的特质、有魏晋边塞游侠的甘为国献身的情怀，更在六朝贵族咏侠诗的基础上将失度的暴行隐去，转化成喷薄而出的无尽生命力。
初唐各类游侠的优点被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唐代咏侠诗的独特风格。从初唐的游侠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们对游侠的审美：在强调激情的同时，也不忘道德的评价。游侠作为文人的审美寄托，外在行为的奔放美与豪奢装饰的物质美，进一步内聚成道德层面的精神美。这种放纵与理性的结合式游侠书写在盛唐更为常见。

与初唐相比，盛唐游侠在社会责任意识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更深。盛唐的游侠同样是功利的，他们也急切希望通过自身才艺换取功名，实现自己“穷达任皇天”的个人抱负。同时，他们又是无私、利他的，在积极投边、追求个人成就的过程中，盛唐游侠怀抱着等同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信念参与到拓扩边疆的事业中，盛唐游侠的英雄主义是在积极展示自身活力时，又将儒家对社会的关注融进了个人意志之中。
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李希仲，仅存的三首诗作中就有两首与边塞游侠相关：“汉家爱征战，宿将今已老。辛苦羽林儿，从戎榆关道。”当老去的将士无法承担起守卫边疆的职责时，新的少年儿郎便不顾辛苦地奔赴前线。唐代的羽林郎常来自幽并六郡等侠风炽盛的地区，本身行事已自带游侠属性。宿将与羽林儿之间就是新老游侠爱国意识的传承关系。《蓟北行》其二承接其一，将新赴沙场的羽林儿塑造得无比英勇。“一身救边速，烽火通蓟门。”直通边关的烽火说明战情的紧急，“一身”二字把这位少年营造成孤胆英雄的形象，“速”字又进一步突出羽林儿的决断果敢、反应迅速。“前军飞鸟断，格斗尘沙昏。”急速赴边之后，两军对阵的杀气浓烈到飞鸟都无法从上空飞过，扬起的沙土使天地顿时失色。这说明在边塞之地，全身心投入战争厮杀的并不只是这位少年游侠，而是所有将士。两联相承，由个人到集体，将边塞将士英勇无畏的气质表露无遗。“寒日鼓声急，单于夜将奔。”急促的鼓声从听觉方面烘托出战争的紧张，幸而，将士英勇，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敌军将领只能连夜逃命。两句诗通过正反对比，以敌军落败的窘态进一步突出以少年游侠为首的大唐军队的飒爽英姿。为何这些将士可以如此英勇？诗歌的最后两句聚焦到游侠的内心：“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这时游侠的忠义又回归到自南北朝边塞咏侠诗便开始的“忠君报国”这类儒家思想改造过的层面。与前朝诗作不同，李诗反映了游侠集体对这种认知的接受。游侠忠君爱国的社会意识不再是个体的表达，而是集体的高歌。

游侠的意识转变与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息息相关。《旧唐书》有云：“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在此期间，社会有识之士责任感的体现亦是初唐的积极向上和中唐的保守之间的过渡融合。但本质上依然保留了自汉代开始的忠君忧民的儒家观念。史官在《旧唐书》提及安史之乱时感慨道：“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因而对崔光远、房琯等人赞叹有加，即便认为高适“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亦本着他能在多难之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用“儒风”二字评价了高适的一生。《旧唐书》成书于后晋，思想观念与唐王朝相差不远。可见在唐代，儒家为君分忧、为君解难的忠君方式才是普世认可的真理。文人在属文吟诗时，常常表达自己对国家、对政治的关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思想在盛唐游侠身上的体现便是以自身武力为君主、苍生平尽不平之事。这也是游侠“忠义”观念在社会层面上的表现方式。

盛唐游侠之所以人生理想中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与当时文人的心态息息相关。“高岑诗派”的岑参曾两度出塞，常以“忠义”为主题书写边塞战况或是自己的内心感触。曾到过安西、武威、北庭、轮台等边塞之地的他将“匡吾君”视为己任，诗作中常抒发“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等心情，自然对天宝年间“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这一事件悲愤不已，当时哀叹国难当头的又岂止岑参一人？因此才会出现“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的场面。大家义愤填膺地恳求赴边为国征战的本质仍是“忠义”二字，正因如此，大家不敢私微躯，即便“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这些惨烈的战争败局的描写除说明唐代国力开始走下坡路之外，更是说明了在国家与民众的安危之前，将士的个人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牺牲放弃的。再参照天宝诗人皇甫冉的“由来征戍客，各负轻生义”，可以看出对君主（当时人心目中君主就是国家的等同意象）、百姓的保全便是当时人们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方式之一。
在崇尚武功的唐代，游侠的轻死生为知己的侠义观念与传统的忠义观念结合得更为紧密。“喜言王霸大略”的高适认为“单车入燕赵”的戎马生活才是展平生怀的最佳方式，这也是当时边塞游侠认可的做法。所以好勇知机的少年喜欢的装束是金光闪闪的金锁战甲，仗剑出门的目的是走马杀人于辽水、渔阳等边塞城市。“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的游侠同样也是利用武力，替政权排除忧患。在这批有胆气的游侠心目中，边塞征杀便是为企图垂衣御八荒的君主解决烦恼的最佳方式，也是自己武艺的价值体现。唐代君王对游侠的这种为国杀敌肃边的社会责任感抱着赞赏的态度，这更进一步强化了盛唐游侠以武力报国的观念。

初盛唐时全民尚武的环境，也让大量文人进入任侠的状态。因此，唐代的“侠”与“儒”常常结合在一起。在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下，盛唐诗中的游侠们和文士一样自由强调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社会责任意识，与此同时，“侠”自身的浪漫气质也让游侠们格外注重表达自己的个人意志。
初唐的游侠也有相关的个人意志或社会意识的表达，但是二者多是分裂开来的独立呈现。游侠在诗作中展示出来的轻薄行为，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社会里，就是解放自我的个性体现。即便投身边塞，游侠的从军追求是“方知万里相，侯服见光辉”，“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的目的更多是追求自身的功名；刘生的“抱剑欲专征”也是“但令一顾重”的报私恩程序化的表达。对于初唐的游侠而言，个人意志的表达远高于对社会责任的追求。即便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孔绍安，笔下的游侠平定三边也是为了封万户侯。这是游侠思想明显异于儒学传统的反映。文人学士也追求功名，但他们希望自己的治世才能被人欣赏，功名是相关的嘉奖。而游侠们对功名则是热烈直接地追求，功名便是他们追求的本质。这与儒家思想似乎有些本末倒置。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游侠不羁的个性让他们拥有不受社会规则约束的更广阔空间。

唐代游侠诗在继承忠义报恩的游侠精神的同时，也保留了游侠轻纵逍遥的气质，尤其是盛唐，经济、军事力量均达至巅峰状态，这时游侠诗中的放纵程度及数量也是唐代的最高峰。芮挺章笔下“衔恩”“任气”的少年游侠便是通过“轩骑青云际，笙歌绿水边。建章明月好，留醉伴风烟”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任侠气质。
到了盛唐，轻薄与报国才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机地在同一首或同一系列的咏侠诗中融合起来。譬如王维的《少年行》四首、王昌龄的《少年行》二首、崔颢的《游侠篇》等，游侠们在“相逢意气为君饮”、“高阁歌声远”的同时，也能“纷纷射杀五单于”，“气高轻赴难”。跟南北朝至初唐时的游侠相比，盛唐咏侠诗中的游侠形象具有了更多元化的呈现。这时的游侠上战场时可以英勇杀敌，回到都市时同样也能自由享受生活，“轻薄”与“侠义”至此统一成整体。因有“侠行”的映衬，轻薄行为也不再负面，反倒成了游侠蓬勃生命激情的外在表现。这样的游侠形象是唐人在精神与世俗需求方面的综合呈现。
唐人的个人意志在尚武精神、繁华的经济环境以及对功名的追求、儒家思想的改造等条件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面貌。这时的游侠自我意识同样昂扬向上，但恣意行为的背后逐渐有了儒家道德的限制。在追求自我价值或是关注社会的时候，盛唐游侠们接受的已经是儒家的价值体系。在生活追求上，盛唐游侠还是保留了“任”的一面。轻薄与豪迈的结合让盛唐游侠形象更加立体地存留在诗歌当中。

肃宗之后的几代君主，除宪宗、文宗、宣宗稍有中兴之志外，其他的君王多是无能之辈，加上中晚唐的君主迷信长生，数任君王皆死于丹药中毒。即便没有丹药的影响，事实上中晚唐时期，尤其是晚唐的君主似乎在位时间都很短，这使得王权更替的速度偏快。君王在位时间短、君王的无能，加上政局的动荡不安，这使得唐代君主的实权进一步被削弱。与此同时，藩镇势力的崛起，外族势力的虎视眈眈，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不堪一击，常常连自己的国都都无法守住。
国都被攻破之余，皇帝出逃在外的时间也颇为惊人。这时候的君主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是军事方面，都已经逐渐失去掌控权力，君主有心无力的情况之下，地方势力纷纷崛起，逐步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时虽然仍是战争不断，但征战的性质已由开疆拓土转变成平定内乱，民众心态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大势力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手段也有了极大不同。在帝王政权方面，由唐宪宗开始，唐王朝进入宦官专权的时代，皇帝的废立生死均由宦官操控。这对中央集权进一步造成损害。为了铲除异己，地方政权纷纷暗地里培养死士，以暗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死士均由地方政权供养，性质与战国时的门客、食客相若，但在风骨、节气方面却又逊色许多。因为这批人只是愚忠于自己的供养者，以行刺手段完成命令，但并不会有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评价或判断，因而在历史上屡遭诟病。
史书中便有颇多关于地方政权暗中培养死士的记载。“时从弟真卿为平原太守，初闻禄山逆谋，阴养死士，招怀豪右，为拒贼之计。”“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故昭义节度刘悟，顷居海岱，尝列爪牙。……招致死士，固护一方，迨于末年，已亏臣节。”“魏博节度田承嗣诱为乱，雄不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昭宗甚至在诏书中提到，“岂有都城，合聚兵甲，暗养死士，将乱国经。”可见当时阴养死士已是常态。虽说名门望族豢养忠于自己的门客历朝历代皆有之，包括初盛唐的唐代君主们也曾招募死士为自己做事情，但是当时的死士是以“敢死士”的形象流传于历史，譬如初唐时窦建德招募死士千人袭击隋将薛世雄、太宗潜结死士与刘文静一起营救唐高祖。初唐的死士多是参加明面上的征战，借此辅佐自家主上完成王霸大略。这时的死士颇有重义轻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但是到了中晚唐，死士的行事风格已是截然不同，他们由参加征战的勇士变成暗中行刺的杀手，这种躲在暗处的行动方式让这一时期的游侠行为失去了光明磊落的积极感。

盛唐时的壮游之风为唐代文人拓宽拜谒之路、积累文学素材的同时也开阔了文人的胸襟，这让盛唐的诗歌气象格外恢宏。盛唐诗人在壮游河山之时心情愉悦，甚至在年岁已老时仍忍不住回味当年壮游的奔腾浪漫。而到了中晚唐，诗人对远游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亦知远行劳，人悴马玄黄。”这主要是漂泊在外寻求明主赏识的机会越来越少，且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的场景也冲击着远游者的内心世界。求宦不成与社会不平等因素，使远游者的积极心态逐渐崩塌，染上了悲观消极的色彩。诗人心态的变化同时反映在诗作当中，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因为主体思想的悲观，诗人所看到的事物也带有消极的色彩。这也是游侠身上的朝气在晚唐咏侠诗中几乎不见的原因之一。
韦应物在《相逢行》里刻画了一位年仅二十岁便“英声迈今古”的贵族游侠，在谒见明主的途中遇见旧识的场景。游侠当时的状态是“犹酣新丰酒，尚带霸陵雨”，因为生性不拘，且已经声名在外，所以游侠可以不在意世俗的规矩，在酒意仍酣的状态之下便能前去谒见君主，丝毫不担心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引来君主的不满。这与盛唐游侠形成鲜明对比。盛唐游侠虽说也饮酒作乐、放荡不羁，但在分寸把握方面明显优于中晚唐的游侠。他们无论出身如何都千方百计寻求机会谒见明主，一旦成功便是欢天喜地，觉得自己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未来一片光明。可韦应物诗中的游侠对面见君主这件事情毫不在意，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民众包括朝中大臣的实际想法是“渐觉人心望息兵”，游侠已经失去了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未来对他们而言不再充满希望。失去上升空间的他们精神面貌颓废了许多，即便是唾手可得的机会，他们也毫不重视。盛唐游侠重视的声誉在中晚唐游侠的眼中也是分文不值，此时能让他们觉得快乐的只有饮酒作乐。可见游侠的生活态度已发生极大改变，贵族游侠即便没有仗势胡作非为等恶劣行径，也不免陷入对未来不抱希望、混吃等死的消极状态之中。

玄宗时曾供奉东宫、历经四朝的诗人李泌，笔下的《长歌行》所透露出的精神面貌就有这样的矛盾色彩：“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歌歌颂大丈夫的“千生气志”，将自身置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天地生吾”的慷慨情怀油然而生，将道家“绝粒升天衢”的向往、儒家“鸣珂游帝都”的追求与“丈夫”形象结合在一起，使“丈夫”的意象具有了多层次的意味，诗作意蕴也变得格外深远广阔。诗中“丈夫”的定义已经和知恩图报、忠君为国无关，而是“焉能不贵复不去”形象。诗人似乎更追求一种果决的状态，为官便需显贵，不然就离开宦场。这一果断的选择说明了诗人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抉择态度。功名对诗人而言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人生的枷锁。盲目追求功名利禄是不可取的，反而“业就扁舟泛五湖”才是最佳选择。只是因为诗歌对“丈夫”的定义曲折暧昧，使得泛舟五湖之上的结局余味无穷，究竟是深藏功名的主动离开还是无法显达的泄气归隐已无从得知。但丈夫形象的复杂化正是文人阶层对自身追求出现困惑的体现之一。
中晚唐文人在追求侠气的同时，常将自身的人生困惑代入游侠形象。作为游侠的形象代表，刘生的题材由梁、陈二朝起便广受文人的欢迎，刘生形象的变化与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游侠风气的转变息息相关，中晚唐的刘生形象与初盛唐时相比截然不同。
韩愈诗中的刘生“自少轩轾非常俦”，延续了初盛唐游侠俊朗的形象设定，这位刘生同样热衷游历四方：“弃家如遗来远游，东走梁宋暨扬州。……南逾横岭入炎州。”见识了青鲸、怪魅、山㺑、蛟虬等各类诡谲事物，又经历了几年“妖歌慢舞烂不收”的轻浮浪荡生活，突然发现时光匆匆逝去，自己的人生实际充满落寞与孤寂：“瞥然一饷成十秋，昔须未生今白头。五管历遍无贤侯，回望万里还家羞。”浪迹多年之后的刘生意识到自己功名无成而感到羞愧，最终有所觉醒：“车轻御良马力优，咄哉识路行勿休，往取将相酬恩仇。”诗中的刘生不再是初盛唐时“抱剑欲专征”的气不平形象，游历四方也不再是为了驰骋边塞换取功名，他反而热衷于绝踪山林。这并非道家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式的归隐，亦非山水田园诗中对自然的喜爱与欣赏。诗歌前后的情绪转变极大，由怪兽奇景、妖歌慢舞的浪漫狂欢，到年华逝去白首无名的悲叹。刘生已不再有执着于功名、愿将身许国的明确目标，反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不定，对自身前程悲观消极、迷惘不已。

盛唐游侠热衷的建功方式到了晚唐也常被否定。乐府古题《战城南》云：“千金画阵图，自为弓剑苦。杀尽田野人，将军犹爱武。性命换他恩，功成谁作主。凤凰楼上人，夜夜长歌舞。”诗歌呈现的朝廷的赏罚不公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在相似的题材下，晚唐游侠的负面情绪进一步深化，在悲慨的同时，游侠开始对自己的付出产生怀疑和抱怨。
对自身的付出产生怀疑之后，侠客们亦开始对生与死这一永恒的哲学话题进行思考。这时的侠客不再将生死置之度外，不再将轻生当作勇武的体现，而是反思将自己的生命无谓地抛弃在边塞战事之中是否值得，对这些无谓的牺牲的反思，正是侠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与国家利益脱离开来的表现之一。
韦庄在《汴堤行》中，侧面描写了为征辽破虏而奔赴前线的战士形象，诗中的情绪与初盛唐的同类诗歌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这时的战事对于国家、对于百姓而言，不再是能够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不管诗中所描述的战士到底是被强征而来还是自愿参与，作为读者能看见的只有：因为国力的衰退，这些将士的沙场之行可能只是一种枉死。因为此时的牺牲已经无法为国家、为自身换来任何利益，民间对战争的态度从中唐开始便有了明显转变，到了危机四伏的晚唐，诗人对战争的态度更是悲观消极。在屡屡战败的情况之下，游侠也已经无法通过战争换取世俗的肯定，地位大不如前。
军事力量的衰弱让社会风气逐渐由尚武转向崇文，本身善武耻儒的侠客在政治方面的出路大不如前。在边塞方面进取不得，重新退回城市又无处发泄自己的精力。在行为方面他们同样缺少之前的风范。盛唐侠客可以将暴戾一面释放在战场杀敌上，可从中唐开始，游侠们便缺少了这样的机会。这时的游侠开始变得颓靡不振，甚至沾染了世痞之气。
王建直接将这类游侠称为“恶少”，贯休在《少年行》三首中塑造的少年也是终日寻欢赌博。同样，聂夷中的《公子家》也塑造了一个五谷不分的纨绔少年。中唐之后的侠客展现出汉末豪暴之侠“不轨于正义”的一面。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更曾作诗讽刺当时武夫的无耻不堪：“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诗中的游侠依附在将军门下，可是他们并没有力争上游的决心，反而将精力用在欺压百姓、刺杀官吏，甚至争风吃醋等方面。诗中的游侠已经有了晚唐豪侠小说中刺客的影子。与豪侠小说不同，这些游侠粗鄙不堪，除了玩乐和欺辱弱势人群，其余一概不知，完全没有“义”的一面。
咏侠诗风格的转变在由盛唐入中唐的诗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曾与李白江楼宴饮的张谓经历了天宝至大历的由盛转衰，由“年少心亦壮”到“策马从此辞”的情绪变化正好说明当时唐人心路历程的转变。

中晚唐不单贵族子弟呈现出轻薄少年的形象，连那些市井出身的侠客也失去了盛唐积极投身政治、渴望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激情。马戴笔下是“炀帝国已破，此中都不知”自顾流连享乐之地的游侠形象；张祜笔下同样是“镫金斜雁子，鞍帕嫩鹅儿。买笑歌桃李，寻歌折柳枝”寻欢作乐的形象。李商隐笔下的游侠更是通宵饮酒作乐的放荡做派。李山甫更是对中晚唐的游侠做出讽刺：“荆轲只为闲言语，不与燕丹了得人。”这时的任侠不再是报恩效忠的表达，只是谈笑间为自己镀金的一种手段；结客也只是为了闲时冶游，而这些冶游行为中已经没有了朝气蓬勃的气息。由于对“侠义”理解开始出现偏差，这时市井侠客的行为也渐渐堕落，缺少武艺的训练，也让这时的游侠逐渐转向“锦衣”“白面”的文弱样貌。盛唐游侠的离家远游是为了国家公义，而这时的游侠离家似乎是为了自身的物质追求和享受。让家中红颜年年独栖的原因是“争场看斗鸡”，冶游之时亦是毫无规矩无法无天：“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蹋烂麦青青。”在政治方面，侠客不再寄希望于自身的努力，而是企图通过买爵的方式进入政途。
社会环境与诗歌创作从来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从社会环境入手分析，便可了解咏侠诗在中晚唐时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除社会开始重文轻武、尊重儒法之外，社会逐利享乐的风气也使侠客的形象产生变化。盛唐开始，社会上便已经出现“义利之争”的声音，由中唐开始，世人对财富的追求显得更为普遍，“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加上中唐之后的官员开始以改善社会经济为从政目标，因此中唐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但经济方面却依旧繁荣。经济的繁荣让世人可以追逐并享受生活的奢华，大众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因此受到影响。除传统重农抑商的观点出现变化之外，知识分子同样展示出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向来被儒家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到了中唐也成了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中晚唐的侠客形象很难不发生质的变化。
社会观念的变化与国力的衰微是导致中晚唐游侠形象变化的根本原因。文人在面对自己无力阻挡的历史洪流时，难免在咏侠诗中发出悲慨之音。

自身好任侠的唐人崇尚英雄，对古代的游侠更是敬仰不已。诗人在诗作中常常借助歌咏古代游侠来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和反思，抒发自己心迹，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推崇侠气的唐代，历史游侠在诗作中又常常用来借指自己或朋友，以表达豪迈不羁的情怀。“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中，季布与侯嬴是魏徵忠君心志的象征；“历抵海岱豪，结交鲁朱家”、“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中，朱家、郭解等是借指了唐代的江湖游侠；“乃是要离客，西来欲报恩”中，要离借代了奔赴前线平定安史之乱的武谔；“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中，剧孟成了“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的崔侍郎的化身；《入衡州》中，剧孟又成了能够威慑天下、保家卫国的英雄豪杰的象征。可见唐代诗人常将对历史游侠的喜爱融进对他人或自己的评价中，借此增加诗歌的豪迈气氛。同一历史英雄人物，因应不同诗人的不同解读，在诗作中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荆轲因刺杀秦王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从陶渊明作诗歌咏荆轲之后，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亦以荆轲作为自己的作品题材，可见荆轲是中国古代英雄母题中的重要形象之一。由于“易水送别”这一典故格外悲壮动人，众多诗人在咏侠怀古时常常由这一历史事件入手，渲染历史的苍凉与英雄的壮烈之感。贾岛与马戴的同题诗作《易水怀古》便是如此。贾诗以“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塑造荆轲舍身取义的义士形象，马诗则在以“荆卿西去不复返”映照“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史实之余，更强化了荆轲以死报答知遇之恩的悲慨。两首诗同样借助易水、蓟城、落日、寒风等萧条的景象渲染出历史的古旧苍茫。贾岛更是进一步用“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说明荆轲的英雄形象缘何能够流芳百世，可见诗人对荆轲的崇拜之情。

在崇拜荆轲节义的唐代，大多数诗人在歌咏其事迹时都从正面角度入手，惋惜“其事不成”的行刺结局。不过亦有一部分诗人反传统而为之，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荆轲无法成事的原因。柳宗元笔下的荆轲形象与大多数诗作中的勇武形象截然不同。“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诗中的荆轲更像一个没有自己判断能力、轻信人言的莽夫，而非世人传颂的英雄。在柳宗元眼中，荆轲因为太子丹在自己面前的谦卑姿态便接受了太子丹的刺杀计划，从未考虑过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低。柳宗元还认为荆轲的刺杀表现并不理想：“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因为荆轲的仓卒，不但让自己血溅当场，更激起秦王怒气，发兵攻打燕国。行刺不但没有解决太子丹的忧虑，反而激化双方的矛盾。在柳宗元眼中，荆轲与太子丹是“勇且愚”，不能因时制宜，才会导致最终的失败。这一评价与传统截然相反。无独有偶，李远的七言绝句《读田光传》也认为荆轲的失败辜负了义士田光的器重。刘叉的《嘲荆卿》更是在诗题处就表明自己对荆轲刺秦的嘲讽态度：“白虹千里气，血颈一剑义。报恩不到头，徒作轻生士。”诗歌嘲讽荆轲只有一腔孤勇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刺秦大业，最终只能白白牺牲性命，不仅无法报恩，更是辜负了田光、太子丹的信任与牺牲。
李贺在一首提到荆轲的歌行体诗歌中，也对秦汉历史进行了思考，先是说明始皇“烧书灭国无暇日”“耕人半作征人鬼”等暴行，将荆轲塑造成欲拯救苍生于倒悬的“报人义士”。受自身信仰所影响，李贺从唯心的角度认为荆轲失败的原因是“天授秦封祚未移”，强化了荆轲身败的悲剧感。王昌龄凭借自身想象刻画出荆轲当年的英勇形象：“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并慨叹荆轲终未能成事。诗人在诗作中客观分析了荆轲举事不成的原因：“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在认定秦王无道的同时，也肯定了秦王豪杰的一面。荆轲仅凭一己之力便企图刺杀秦王拯救燕国，只能是美好的愿景而已，终究无法成事。这首诗中的荆轲是一个能力超群却终究斗不过历史进程的悲剧英雄。相较之下，对荆轲失败的认识似乎更客观有据。晚唐的李山甫又从另一角度入手，认为身为游侠的荆轲参与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是“雄姿浑世尘”的举动，认为燕国与秦国之间的争斗是“闲事”，太子丹等人对荆轲的游说是“闲言语”，最终荆轲的身败被杀也只是明珠蒙尘的结果。

唐代诗人歌咏历史游侠时，尤其侧重游侠重情义、尚气节的高洁品质，在对唐代游侠进行人物刻画时，也常采用与凝视古代游侠相同的视角，在唐代游侠身上寻找古代游侠的影子。加上唐代侠风盛行，民众尚武，文人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出现怀疑的态度，认为读书不如习武等声音时有出现。唐代的书生也不是其他朝代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形象，而是兼具武艺、多具侠气的。有了亲赴沙场的经历，文人自然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及书写游侠的慷慨勇武。此外，在极力扩张国家边界的唐王朝，立功边塞是民众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之一。因此唐人笔下的游侠常以积极勇武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
初盛唐文人对这类少年游侠着墨颇多，因为当时天下久乱，上层社会出现了“大洗牌”，南北朝的很多贵族到了初盛唐时已经泯然众人，同时朝中又有新兴势力崛起。这给了当时的中下层文人向上晋升的希望。文人们在向友人坦露心迹时亦常表达“受禄宁辞死，扬名不顾身”等激进的态度，即便这些文人没有接触过真正的游侠，但在诗歌的想象中，也容易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投射到自己创作的游侠形象身上。在追求显达这方面，文臣武将殊途同归。武将以自己的侠勇换取家族荣耀，文人对这样的做法抱有认可赞赏的态度。这也是初盛唐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诗人们敢于在诗歌中直白地表达自己追名逐利的内心欲望，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也染上了相关的世俗情怀。这部分游侠与古代游侠截然不同，不是完美道德的化身，而是世间俗人的倒影。

唐代诗人笔下的少年并非一成不变，他们亦有从年少无知到独当一面的成长过程。张昌宗的《少年行》正记录了这一变化。“少年不识事，落魄游韩魏。”此处的“落魄”并非穷困潦倒，而是放荡不羁之意。放荡不羁正是游侠不同于众人的性格之一。从儒家的角度看，放浪形骸便是“不识事”的体现，不应该出现在正面人物的身上，游侠必须要有所转变才能担得起侠义之名。这位游侠虽说表面上整日饮酒寻欢，不过内在仍拥有“然诺心无二”的优良侠客品质。诗歌的末尾两联更是将这位游侠的内在精神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直言身可沉，谁论名与利。依倚孟尝君，自知能市义。”在此，游侠借用典故表达了自己对明主的忠诚，这种愿意为明主牺牲的态度是利他主义的，只要明主能够赏识自己，自己便能像冯谖一样利用自己的才能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在这一过程之中，游侠只会关心明主的大局利益，并不会考虑自身的名利问题。
虞羽客笔下的幽并侠少年以宝马金羁的装扮亮相，做着“窃符方救赵，击筑正怀燕。轻生辞凤阙，挥袂上祁连”的重义之事。这里的少年与之前所说的边塞游侠相比，思想境界又有所差别。边塞少年追求自身的功成名就，相关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对富贵功名的向往。而这首诗中的游侠少年似乎只是怀着一腔忠勇，凭借自己的满腔热血进行“摧枯逾百战，拓地远三千”的活动，这些征杀边塞的举动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平息边塞烽火。诗歌将少年游侠的好武由追逐自身利益的小格局提高到为了天下太平而驰骋边疆的大格局，进一步显示出少年游侠重义轻利的高洁品格。
卢照邻的同题诗作同样刻画了放弃长安都城内逍遥生活远赴边塞杀敌驻边的少年游侠，先是用历史名人烘托少年游侠的结交广泛，朋辈皆非凡夫俗子，借此凸显少年游侠的不凡气质。“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的诗句刚让读者产生少年游侠可能战功累累、准备回朝受赏的联想时，诗歌突然话风一转：“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少年游侠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了。传统诗歌评论认为这是卢照邻借用汉赋手法对朝廷连年征战，使得平民百姓成为战争牺牲品的讽谏。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不正是少年游侠将身许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吗？毕竟投身边塞是少年游侠自己做出的选择。正如皇甫冉所说：“由来征戍客，各负轻生义。”在少年游侠亲赴边塞时，他们肯定已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了。正是这种无私的牺牲精神，使得唐诗中的边塞游侠显得格外正义凛然。由于边塞征战死生无常，边塞游侠的侠义观除忠君爱国之外，常与“轻生”二字联系在一起，“重义轻生怀一顾，东伐西征凡几度”。

在唐代还有一类游侠，行为举止同样有“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式的放荡不羁，但在处世接物方面，他们既没有边塞游侠那种心怀天下渴求功名的心境，与贵族游侠的放纵骄奢亦有一定的差异。笔者在此将这类游侠归类为“浪子”。
“承恩借猎小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诗中的游侠是典型的浪子。这位仁兄凭借自身的能力与达官贵人交好，甚至能够与贵人们一起游猎，出手阔绰程度令人惊讶。然而他现实的处境却是“家无四壁”，这与他的消费能力及交友圈子有极大的反差。面对这种矛盾，游侠也毫不为意。这正是游侠率性而为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的体现。《唐语林》中记载：“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贫窭……文昌晚贵，以金连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书规之。文昌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在唐代并不罕见。对唐人而言，不管旁人态度如何，照自己喜好酬平生不足，也是不拘小节的任侠气质的展示。
刘叉《烈士咏》中的游侠形象可以当作吴豸之诗歌的补充。“烈”字作“勇猛”“刚烈”“为正义死难”解。勇猛刚烈、肯为正义牺牲正是侠士的性格特征。可以看出这首诗歌咏的是一位或是一类侠客。诗歌中并没有明确地点明侠客的身份地位，只是用寥寥数笔刻画了侠客的性格，因此本书将其归入第三类游侠之中。
诗歌甫一开始便说了游侠对待金钱的态度：“烈士或爱金，爱金不为贫。”扭转了传统对游侠“侠客轻利”金钱观的刻板印象。诗中的游侠也有逐利的一面，只是爱金的本质与贫穷无关，进一步化解世俗对游侠定义的局限性，让游侠不再受到金钱观的束缚。本身以“任气”闻名一时的刘叉借助这首诗写出了自己对中唐游侠的理解。中唐开始，社会对金钱的态度逐渐变化，人们开始重视经济发展、重视金钱的作用。社会对金钱的态度反过来影响了侠客的金钱观。刘叉在诗歌中除重塑唐代游侠的金钱观之外，又介绍了自己心目中的游侠形象：“义死天亦许，利生鬼亦嗔。胡为轻薄儿，使酒杀平人。”轻死生、不胡作非为是刘叉对于侠士的标准。诗中的游侠形象虽然重利，但是与纨绔的贵族游侠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刘叉借助对游侠的定义表达了对轻薄少年酒后残害平民百姓这种行为的鄙夷。

贯休《义士行》中塑造的游侠形象更是不拘到了极致。开篇第一句“先生先生不可遇”，近乎白话的语言刻画出这位游侠行踪无定的飘忽形象，要与之见面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颇有武侠小说中隐士高人的味道。同时从“先生”二字亦可看出贯休对他的敬重。下句的“爱平不平”解释了这位游侠先生不可遇的原因：因为心系天下不平事，所以常常外出协助弱小解决难题，很少停留在家。“眉斗竖”三个字展示了这位游侠容貌的重要特征，高竖的眉毛本身就让面容凶恶，传统面相学又认为眉毛高竖的人性格勇武好斗。“爱平不平”与“眉斗竖”结合在一起，让诗句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和谐感，一个面容凶恶的人却有着一颗愿平世间不平的善心。正是因为面容凶恶、好勇擅斗，才有能力平定世间不平。贯休写下这首诗时，这位游侠正要准备离开住所，不知何处去，即便“黄昏雨雹空似黳”。可以推测应是为了扶助弱小、平不平之事才告别朋友离开住处，恶劣的天气更是衬托出游侠匡扶正义的决心及行事不受外界拘束的性格。
这类游侠没有边塞游侠将身许国的雄心壮志，也没有边塞游侠追求功名的功利之心。他们做事单凭对正义的判断及个人的喜恶，行为更显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游侠“周游天下”的特点在这类游侠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率性而为的浪子游侠虽说不受外在拘束，但偶尔也会有难以排解的忧愁。“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四句诗塑造的游侠形象与其他咏侠诗并没有本质差别，同样是性格刚烈、轻生好武。“岂知眼有泪，肯白头上发。”突然的转折，让读者不免好奇：究竟是什么缘故让性格刚决的侠客悲白发、眼有泪？这一转折强化了壮士“剑闲一百月”的悲凉感。对比孟郊的另一首游侠诗：“壮士心是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仇，暮思除国仇。”可见浪子游侠也有自己在意的方面：实现自我价值。对这些游侠，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帮别人解决难题。所以他们可以不顾恶劣天气出门平不平，可以将爱剑示人并询问“谁为不平事”。
可见浪子游侠的率性与贵族游侠的不拘仍有一定的差别，他们率性的前提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只有在实现梦想之后，游侠们才有心情一掷千金，恣意狂欢。率性不拘与寻求价值的矛盾统一，造就了这批游侠独特的人格魅力。

西域边境也会有自小在当地长大的“边城儿”。酷爱侠风的李白写了不少与游侠有关的诗篇，其中的《行行游且猎篇》讲述的就是边境男儿的英雄本色。这里的男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将游猎夸轻趫”。其行为与儒家传统格格不入，但有一种骨子里的豪迈气概。酒到半酣时去塞上打猎，结果“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诗人将纪实与夸张巧妙结合，突出了边塞游侠的英气震天，甚至感慨“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诗作的创作背景正是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时间段，边境外有吐蕃等国家虎视眈眈，内又有安禄山叛变在即，正是国家急需善战之人的时候，也难怪一直有心报效国家的李白生出读书无用的念头。令狐楚的《年少行四首》（其一）同样讲述了在边城成长的游侠的一生。这位游侠少年边州放狂，因为他有“骣骑蕃马射黄羊”的骑射技艺，这样疏狂不羁的游侠年老之后自然不会泯然众人，怀抱一颗报国的拳拳之心，即使筋力锐减，仍是“犹倚营门数雁行”。这些游侠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胡人，但因生活区域接近胡地，生活习俗与胡人接近，在此便将这些游侠归入“胡人游侠”部分一并讨论。
唐代的尚武气质与胡汉交融的社会背景让唐人对游侠分外推崇。诗作中常常会歌咏古代游侠，并在这一基础上结合自身经历做出个人化的诠释。这使得历史游侠在唐人的咏侠诗中呈现出比史料更为丰富的饱满形象。这些多变而又统一的历史游侠形象，反映出唐人对侠的认知判断与个人喜好。这些融入了主观情绪的表达，让历史游侠具有了人性的色彩，不再只是史书中让人扼腕的悲情英雄。
对边功的追求与自身任侠气质的高涨，让唐代游侠的活动范围极其广阔，由城市到边塞，都可以看到游侠的身影。不同的地域活动让游侠的形象不再单一，活动方式也花样颇多：既有行军作战、射猎斗鹰的热血刺激，也有花前月下、伴香偎玉的香艳温情。这使得唐代咏侠诗除涉及游侠的书写之外，也包含了与游侠有交集的人物。这些人物既有与边塞游侠对垒作战的胡人士兵，也有翘首盼郎归来的深闺思妇，更有一笑值千金的楚馆娇娃。除此之外，唐代咏侠诗中还出现了唐代独有的游侠形象：胡人游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与不同类型的游侠串联并存，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幅生动具体、风格各异的游侠生活图。后人在阅读相关诗作时，不但能够对唐代游侠类型一目了然，还能从中了解唐代的生活习俗，更全面地掌握唐代整体的社会风气以及政治局面的变化。

千古以来，侠客受各阶层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其甘愿因为情谊而替他人承担风险的节烈精神。这便是“义气”二字。侠客的尚义精神自《史记》开始便拥有广大受众，唐代自然也是格外追捧这一点。所以唐代的诗歌中也尤其重视“义气”这一人格精神。咏侠诗更是位置靠前。
初盛唐时，咏侠诗中的游侠形象无论身份贵贱、是否渴求功名，都有相似的行事准则。“然诺心无二”、“共矜然诺心”、“三杯吐然诺”等诗句均描述了侠客一诺千金的仗义形象。可见守信是初盛唐咏侠诗的精神内核之一。
“轻生”与“重义”“报恩”等概念在咏侠诗中常常并列出现。“恩酬期必报，岂是辄轻生”、“重义轻生一剑知”、“重义轻生怀一顾”等诗句都是通过概念的并列与对比来凸显游侠对恩义的重视程度。可见轻生是侠客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之一。

唐人自身好武重义的精神使他们的行事常带有“任侠”的姿态，在遇见世间不平之事时，唐人常常会有侠客式的感慨：“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神剑冲霄去，谁为平不平？”诗作将世间不平与武器联系在一起，似乎只要具有了武力就能够解决世间的不公。这正是传统侠客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诗歌的作者身份地位都不高，无法利用自身的势力去调解相关的问题。文人在无力解决所见的不公之时，也会像民间百姓一般希望身负绝技的侠客能从天而降，戏剧性般地将所有问题解决掉。诗人向旁人展示的不仅是诗中剑客，更是自己面对不公时的愤慨与正义，武器在此成了侠义与正气的象征符号。
在抒发侠气的同时，文人也将自身的儒学气息融入咏侠诗当中。唐代君主致力于拓扩国家版图，因此武力显得极其重要，当时文人也踊跃参与到边疆战事中。这时的咏侠诗侧重体现侠客如何利用武力实现自我价值，其中的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边塞游侠“忠君爱国”这一方面。其他游侠的形象刻画则保留了更多先秦游侠的行为特点。诗人除了将重点放在游侠的放荡不羁，同时也有游侠为了知己轻生重义的相关描写：“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
报仇、轻生、殉节等行为的本质都是利他主义的，可游侠利他的手段却是违法乱禁。在游侠眼中，所谓“义气”就是竭尽自己所能为他人付出。在他们的世界中，私刑可以代替法律，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这便使游侠的“义气”行为带有了两面性：为人排忧解难的同时又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这也是咏侠诗中经常强调游侠“死难在横行”的原因之一。所以这类游侠一般只作为文人的精神寄托，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其现实中的生存空间并不大。

唐代能文能武的读书人数量并不少。因而在咏侠诗创作的过程中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二者进行比较，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慨。儒家的“仁义”“乐群”“忠君”等思想逐渐渗透到咏侠诗中，使得诗中的侠客或者诗中对侠客的评价沾染上了儒家的思想。而诗歌不论是褒扬儒者还是欣赏侠者，本质上并无差别。李颀的“早知今日读书是”是建立在闭门苦读十年后能够“业就功成见明主”的基础上。韦应物的“读书事已晚”是发生在“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的背景下，他的笔下也会出现“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等扬武抑儒的字句。可见当时文人心态的矛盾之处：骨子里的侠气与儒思的碰撞，左右着诗歌中侠与儒的地位高低。
文人欣赏甚至效仿侠者的行为，也是因为“侠义”与“仁义”的融合，甚至在儒家文化对侠文化的渗透中，侠客原本“忠知己”的追求，被置换成为“忠国君”的思想。即便是尊侠贬儒的诗歌，也只是读书人无法凭借自身才能获得赏识的负气话而已。因此在唐代的诗歌当中，不论推崇儒家的方式还是侠者的方式，本质上都是推崇儒家“忠君为国”、追求自身成就的积极入世思想的表达。

无论是出征边塞还是寄情都市，宝剑都是游侠随身携带的首选，是彰显游侠武艺、身份的重要道具。通过咏侠诗，后人完全能看出游侠们对宝剑的喜爱程度。气不平的刘生“抱剑欲专征”，“抱”字强调了这把宝剑对刘生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剑鞘上还用珍贵的翠羽装饰，进一步暗示这把宝剑的珍贵程度。为国征战的游侠“虎髯拔剑欲成梦，日压贼营如血鲜”。拔剑的姿势正好彰显边塞游侠杀敌时的勇武。“横行俱足封侯者，谁斩楼兰献未央。”长剑是游侠获取功名的武器之一。“歇鞍珠作汗，试剑玉如泥。”宝剑又成了游侠恣意玩乐的工具。剑是游侠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的勇武象征，因而游侠对宝剑的喜爱超越了其他武器。
不单游侠，身具侠气、喜好任侠的唐人在出行时也常随身佩剑。《全唐诗》中有高达1500首诗歌涉及了“剑”的书写，剑似乎成了唐人生活的重要佩饰。儒家文化与侠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唐代许多读书人身上也具备游侠性格，而文人在进行游侠书写时，背后亦有儒家的精神支撑。宝剑作为勇武的象征，常常与儒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书生意气与报国情怀通过对边塞的向往融合到了一起，宝剑往往是这一融合过程中的重要意象。
“丈夫得宝剑，束发曾书绅。嗟吁一朝遇，愿言千载邻。心许留家树，辞直断佞臣。焉能为绕指，拂拭试时人。”诗中的剑客兼具书生的身份，或者说剑主人是一位有任侠风气的读书人。所以诗中的宝剑并非用来杀敌戍边，而是成为书生内省的对照意象。侠客的刚正与儒家的仁义融为一体。剑在这里成为正直不阿的化身，是奸佞小人的对立面。而窦群借宝剑表达了自己愿为天子扫除佞臣的忠君思想。
白居易有诗《李都尉古剑》：“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有客借一观，爱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同样用剑比喻书生宁可身死、决不求全的气节。宝剑的作用已经和古时游侠的佩剑功能不同。诗人在诗中认为用剑报私怨会让神兵蒙羞，并不可取。能够让神兵发挥功用的唯一途径是为天子斩除奸佞。诗歌将思想提升到了为国为民的层面，并否定了古代游侠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早期侠义观。
韩愈的《利剑》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剑本是侠客行侠施恩的武器，可是到了中唐诗人的笔下，剑的意象由外在的笔直内化成正直无邪的精神象征，成为“君子比德”的一种对象，这是儒家思想对侠义的一种同化。“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同样用剑与钩的外在形态象征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品德。剑的意象由南北朝时的杀敌报仇的武器变成了“清君侧”的利器，虽然都是忠君爱国的化身，但唐代的武器意象明显染上了更多儒家色彩。

唐代道教盛行，诗作中的侠客有时也会染上道教的色彩。吕岩诗歌中塑造的游侠就是所谓的“道侠”。在道侠的眼中，宝剑可以行侠仗义，也具有审美功能。“东山东畔忽相逢，握手丁宁语似钟。剑术已成君把去，有蛟龙处斩蛟龙。”“朝泛苍梧暮却还，洞中日月我为天。匣中宝剑时时吼，不遇同人誓不传。”“先生先生貌狞恶，拔剑当空气云错。连喝三回急急去，欻然空里人头落。”“剑起星奔万里诛，风雷时逐雨声粗。人头携处非人在，何事高吟过五湖。”这里的宝剑不仅具有审美的功能，更是道术与游侠精神代代相传的重要意象。

随着胡汉通商，西域宝刀也逐渐进入汉人视野中。相传大食的宝刀精致锋利。杜甫曾盛赞大食宝刀：“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壮士短衣头虎毛，凭轩拔鞘天为高。翻风转日木怒号，冰翼雪澹伤哀猱。镌错碧罂鹈膏，铓锷已莹虚秋涛，鬼物撇捩辞坑壕。苍水使者扪赤绦。龙伯国人罢钓鳌，芮公回首颜色劳。”诗人用中国典故为大食宝刀营造“神器”的来历。西域宝刀的锋利与中华文化结合，以神兵的特别突出赵公的地位与威武。
出于喜爱，唐人不但将西域的宝刀作为自己的配饰，更将宝刀图案设计成日常装饰的一部分。李颀借《崔五六图屏风各赋一物得乌孙佩刀》一诗细致地说明屏风中的佩刀与众不同之处：铁鞘金环，锦带缚之；单看刀的外形描述似乎与一般武器无甚区别，然而这佩刀的磨刀石是阴山玉，洗刀水是独流泉。借世间罕有的宝玉和清泉突出宝刀的贵重与不俗。不需着墨于刀客，读者便可想象出一位英雄的形象。人们不禁会思考：使魍魉不敢上前的究竟是宝刀本身，还是刀客身上的凛冽气息？即便佩刀只是被画于屏风之上，但只是看上一眼便让人热血澎湃、“心在江湖上”，宝刀意象中的英勇气息可想而知。

家世显赫的张祜对贵族生活颇为了解，其笔下的《少年乐》是贵族游侠每日娱乐生活的总介：“二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绿鬟深小院，清管下高楼。醉把金船掷，闲敲玉镫游。带盘红鼹鼠，袍砑紫犀牛。锦袋归调箭，罗鞋起拨球。眼前长贵盛，那信世间愁。”诗作对贵族少年如何获得爵位并无介绍，但根据中晚唐的社会状况，这位贵族子弟多半是靠祖上荫庇，所以无法相信人间仍有疾苦，心安理得地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绿鬟清管的美色歌舞，金船玉镫的冶游销金，箭袋、球鞋均由绸锦制成，可见贵族游侠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对娱乐物品的精致追求。无独有偶，李廓的《长安少年行》所介绍的贵族游侠的娱乐生活与张祜叙述的基本一致。
除上文提到的《少年乐》之外，唐诗中亦有不少游侠打球的描写。打球是唐代贵族最喜爱的运动之一。打马球既刺激，又具有危险性，能够满足贵族游侠追求不平凡的猎奇心态。
若说张祜的《少年乐》是全面记录贵族游侠的日常娱乐方式，那么蔡孚的《打球篇》便是集中笔墨刻画他们打马球时的场景：“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雕文七宝球。……红鬣锦鬃风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对比《资治通鉴》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设赏格。……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诸将皆駷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可见蔡诗的记录相当真实。其中贵族游侠使用的球杖雕纹画花，所用的马球镶嵌七宝，球具的精致程度让人惊讶。精致的球具与激烈的赛程，让这批游侠欲罢不能，由薄暮玩到初晓才不舍地离开。
蔡孚的《打球篇》通过对打球场面的刻画，突出竞争的激烈，而李廓的“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则从更换球衣的次数来说明赛况的刺激程度。这些少年在运动中消耗巨大，汗流浃背，不得不中途屡次更换衣物。比赛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马球所需空间较为广阔，一般地点都设在宫殿、广场之前。军营虽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但军中的边塞游侠也会进行类似的蹴鞠活动。可以看出游侠们多喜欢活动量较大的、带有竞争意味的娱乐活动，这与他们好武尚斗的群体性格有莫大的关联。
不过马球多为贵族喜爱，一般的游侠未必有机会接触。但是唐代亦有一些适宜大众的休闲活动。游侠们也常常聚众拥掷射猎、赏春踏青。

李廓的十首《长安少年行》便从不同的角度记录贵族游侠们春季踏青玩乐的狂欢。诗歌甫一开篇先介绍了少年的身份背景，紧接着就叙述了少年浪荡不羁的娱乐生活：“追逐轻薄伴，闲游不著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绯色在唐代是四五品官服的颜色，点明少年游侠的官阶。一大清早便出门踏青赏花，“垂鞭踏青草，来去杏园芳”。哪里的花开得最盛，这群游侠便到哪边冶游，还得带上一壶美酒。美酒加美景，自有一种别样的雅趣。
“轻薄”一词从汉代开始便带有轻佻浮薄的贬义色彩，《汉书》说到蓟这个地方时就用“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指出燕地民风的特征。到唐代，这一意思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刘知幾在以汉史为例、总结记录史料方法时写道：“由斯而言，则成帝鱼服嫚游，乌集无度，虽外饰威重，而内肆轻薄，人君之望，不其阙如。”可是在咏侠诗中，“轻薄”一词却被众人坦然接受，大家并不认为轻佻是不合礼仪的举动。正是因为观念的变化，因而咏侠诗中的游侠虽然行为举止放荡不已，但是放荡之中却又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蓬勃生命力。他们的射猎狂饮正是生命力的体现。

在涉及游侠的作品中，他们的坐骑或行车都是耀眼的存在之一。游侠们无论是出征沙场还是游戏人生，均少不了出行工具的帮助。车、马与周围环境的呼应，让后人不但能体会到游侠当时的心境，而且更能全面理解唐人对生活工具的审美要求。
唐诗中涉及马的描写颇多，相关的诗歌更有近4500首，其中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单是与游侠生活有关的诗题便有《紫骝马》《白马篇》《骢马》《白鼻䯄》等，足以看出马与游侠生活的相关性。诗中的游侠常用“银鞍”“金鞍”“玉鞍”“珠勒”等名贵马具装饰宝马，在彰显游侠财富的同时，也说明了游侠对宝马的重视程度。
骏马在咏侠诗中与其他意象的搭配组合往往如下：骏马加美女、好酒。这类组合基本出现于都市游侠的生活描写之中。譬如：“银鞍白鼻䯄，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暧暧风烟晚，路长归骑远。日斜青琐第，尘飞金谷苑。”“红缨不重白马骄，垂柳金丝香拂水。”这类诗歌刻画出城市游侠生活写意自得的一面。骏马是游侠姿态轻快怡然的外在意象的表达，对骏马的描写并不涉及力量与速度，而是尽量使马融入周围环境，形成明快的风景结构。因为轻松自由，所以游侠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享乐。“陆郎倚醉牵罗袂，夺得宝钗金翡翠。”“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相关描写将游侠的不羁写意与市井的烟火气息融合在一起。
马作为出行工具，其便捷性在城市游侠的骑射游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青云年少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尘生马影灭，箭落雁行稀。”这些诗句中的骏马飞驰如同流星划过天际，人们只能看见驰骋之后的尘土。骏马的俊逸身姿和游侠少年的昂扬激情交相辉映，进一步衬托出游侠的率性自由。

@blanc67
（抱歉，无意冒犯，仅针对叙述方式）
这段就是我小朋友提过的，非常样板的，拿“古代某朝代上层男性”来表达古人
很明显，文中的“唐朝人”指的其实是“唐代和平时期的知识分子男性”，仔细想来，其实非常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