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游侠之所以人生理想中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与当时文人的心态息息相关。“高岑诗派”的岑参曾两度出塞，常以“忠义”为主题书写边塞战况或是自己的内心感触。曾到过安西、武威、北庭、轮台等边塞之地的他将“匡吾君”视为己任，诗作中常抒发“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等心情，自然对天宝年间“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这一事件悲愤不已，当时哀叹国难当头的又岂止岑参一人？因此才会出现“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的场面。大家义愤填膺地恳求赴边为国征战的本质仍是“忠义”二字，正因如此，大家不敢私微躯，即便“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这些惨烈的战争败局的描写除说明唐代国力开始走下坡路之外，更是说明了在国家与民众的安危之前，将士的个人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牺牲放弃的。再参照天宝诗人皇甫冉的“由来征戍客，各负轻生义”，可以看出对君主（当时人心目中君主就是国家的等同意象）、百姓的保全便是当时人们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方式之一。
在崇尚武功的唐代，游侠的轻死生为知己的侠义观念与传统的忠义观念结合得更为紧密。“喜言王霸大略”的高适认为“单车入燕赵”的戎马生活才是展平生怀的最佳方式，这也是当时边塞游侠认可的做法。所以好勇知机的少年喜欢的装束是金光闪闪的金锁战甲，仗剑出门的目的是走马杀人于辽水、渔阳等边塞城市。“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的游侠同样也是利用武力，替政权排除忧患。在这批有胆气的游侠心目中，边塞征杀便是为企图垂衣御八荒的君主解决烦恼的最佳方式，也是自己武艺的价值体现。唐代君王对游侠的这种为国杀敌肃边的社会责任感抱着赞赏的态度，这更进一步强化了盛唐游侠以武力报国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