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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收录了420余首涉及侠客书写的诗歌，在唐诗中虽只占很小比例，但与其他朝代相比也算是数量颇丰，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体系。在体裁方面，唐代的咏侠诗涉及古体诗、近体诗、乐府诗、歌行体等，可谓十分完备；在艺术方面，唐代的咏侠诗继往开来，吸收了魏晋诗歌的名士风度，结合了由春秋战国发展而来的侠客精神，发展出豪迈悲怆、恢宏大气的风格，对后世的侠客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章 唐代社会与咏侠诗的兴盛』
《论语》有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司马迁在少年时期便已走遍大半个中国，陶渊明也在诗中说明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可见士人通过漫游来了解各地风情饱览山川面貌的习俗古已有之。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更是说明了古代文人对游历的重视程度。
诗人们热衷于通过游历名川增广见闻，徜徉田园风光与历史名胜之间时，在积累写作素材的同时也拓宽了诗歌的题材范围。汉代诗人在沉迷于名山大河的优美风光时，凭借自身想象，创作出游仙诗的题材；谢灵运在山水之间寻找心灵寄托的同时写下了大量关于游山玩水的诗作，开辟出山水诗的诗歌类别。
唐代文人延续了前人的漫游之风，在饱览壮丽山河美景的同时，亦开阔了个人的心胸，积累了写作素材，并且在广识天下好友、交流切磋时，提高了自己的审美，学习并完善了自己的风格。同时唐代政权的胡人背景以及对武艺的提倡，使得当时百姓几乎人人习武，强健体魄之余，也进一步形成了唐人豪迈奔放的民族性格。这一民族性格反过来又促使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积极慷慨的风格。
唐前文人墨客喜好漫游，但社会经济以及交通便捷度不如唐朝，因此漫游的风气与唐代无法相比。正如袁行霈所说：“南朝的诗人足未涉内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后世文人依旧雅好漫游，可惜缺少了唐人热衷骑射的好武之心，漫游滋生出的是文人式的闲情雅致。只有当漫游与好武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意义地促进咏侠诗大范围地出现。因此唐代是咏侠诗发展的最佳时代。
唐人本身的任侠气质与漫游山川的广博见识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产生豪迈的情感。这种豪迈之情再加上空前繁盛的时代赋予了诗人们蓬勃向上的气息，体现在生活之中便是建功立业之心。即便是多为伤感基调的送别诗，唐人亦能写得波澜壮阔。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便是一首送别兼怀古之作。诗歌利用易水这一地点，展开跨越时空的联想，由自己此时的送别，想到当年荆轲、燕丹等人在易水边上悲歌离别的场景。再借由“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暗喻壮士的慷慨之情犹如长流不绝的江水一般，至今仍然存在。历史赋予山川河流的厚重感与今日送别的伤感结合在一起，更增添了今日离别的慷慨悲凉。元稹在《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里提到了自己年少时热爱猎骑与壮游的行为。这种“二十走猎骑，三十游海门”的漫游经历与元稹产生“名冠壮士籍，功酬明主恩。不然合身弃，何况身上痕”的豪迈志向亦有一定的关联性。
唐人对侠的看法与传统儒家的判断截然不同，在唐人的眼中，侠客的不羁是浪漫的表现，并非乱禁的象征，甚至班固、荀悦眼中暴力、违法的不轨行为，到了唐人的眼里却成了值得歌颂的特征。例如，马戴在《赠别北客》中写道：“君生游侠地，感激气何高。”唐人常常用这类“感激之气”褒扬友人，借此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欣赏。
游侠最能满足诗人们的想象。因为游侠的生活方式与漫游最为接近，游侠对成事的执着也与唐人对成功的向往相似。在咏侠诗中，诗人能够完美地借助游侠形象抒发自己豪情满溢的雄心壮志或者无明君赏识的愤懑之情。
在普遍追求济世的唐代，即使是闲适的佛系代表王维，早年的诗作中也体现了自己济世的雄心，除《从军行》《陇西行》等边塞代表作及《少年行》等咏侠诗之外，在《送从弟蕃游淮南》这首著名的送别诗中，用“淮阴少年辈”指代从弟王蕃，赞扬了从弟各方面都十分优秀，亦具备“高义”的品格。诗中王蕃的行径更像是游走江湖的侠客，虽说是读书人，但王维对他的期望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希望他能够以“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的方式游行千里，为国家开拓边疆，并借此获得君王的赏识。只是崇尚佛老之道的王维对侠义的理解与旁人或有不同：侠义不单要能兼济天下，更要能修身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