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咏侠诗展示了传统的游侠气质及精神面貌。曹植《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继承了汉代侠客洒脱不羁、任气放纵的气质，《结客篇》更是塑造了为友报怨而“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快意恩仇的游侠形象。陈琳的《博陵王宫侠曲》虽现已散佚，但晋初文人张华的同名诗作也向后人呈现出古游侠的面貌。诗中的侠客于幽险之地筑室山阴，通过远离烦嚣的居住之地，侠客卓尔不群的形象便略可一窥。即使“岁慕饥寒至”，“穷令壮士激”，侠客亦是坚守本心，不受世间功利诱惑。张华歌颂了“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的古游侠品质。陶渊明的《拟古》（其八）则抒发了自己对古代贤士“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轻死重义精神的缅怀。
秦汉史料中的游侠行径都具有两面性：仗义重诺与违法乱禁。倚仗自身武功，游侠可以替人解难，平世间不平。可是绕开法纪去解决问题，必然会涉及违法的问题。此外，游侠的流浪特质注定他们或成为贵族的食客，或沦为剪径之贼，否则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养活自己。六国之后，贵族阶级都自身难保，哪有余力去供养门客？而沦为盗贼的游侠，势必对社会治安造成冲击，具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游侠甚至有可能对政权的稳固产生影响，这也难怪朝廷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游侠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游侠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汉末三国时期正值乱世，各大地方割据势力都急需勇武之人，游侠可以改头换面，用自己的力气与勇猛换取功名利禄。从此，游侠开始有意识地向政治集团靠拢，成为政治角逐的助力之一。
当时的文人热切追求功名，渴望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或是辅佐明君得天下。本身颇具侠气的曹操在争夺天下时，手下也多有任侠之辈。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亦以王公子弟的身份倾慕游侠，行事更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因而建安时期，诗歌作品中开始出现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游侠形象。受建安文学的影响，魏晋六朝时期侠客文学中的游侠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自甘流浪、不愿做官，到积极建功、积极入世。
曹植在名篇《白马篇》里，塑造了一个积极参军、渴望建功立业的幽并游侠形象。诗中用一系列动作描写展示了这位自小离乡的游侠武艺到底有多么高强，“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等高难度动作对这位游侠而言毫无障碍。一听说边城军情紧急，游侠立即“厉马登高堤”，为国拼死奋战。正因为《白马篇》把游侠精神引向为国镇边，因此后世的咏侠诗与边塞诗边界变得十分模糊。不过，若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这类转变使游侠的形象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与“英雄”形象的结合也更紧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