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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收录了420余首涉及侠客书写的诗歌，在唐诗中虽只占很小比例，但与其他朝代相比也算是数量颇丰，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体系。在体裁方面，唐代的咏侠诗涉及古体诗、近体诗、乐府诗、歌行体等，可谓十分完备；在艺术方面，唐代的咏侠诗继往开来，吸收了魏晋诗歌的名士风度，结合了由春秋战国发展而来的侠客精神，发展出豪迈悲怆、恢宏大气的风格，对后世的侠客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一章 咏侠诗溯源』
在咏侠诗之前，游侠的身影多存在于史书的记载当中，直到曹植的《白马篇》，中国古代诗歌中开始出现游侠的身影。咏侠诗经历魏晋六朝的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在这期间，游侠由真实存在、具有姓名的人物虚化成一种文学形象，关于游侠的书写也由对人物的述评逐渐抽象成对某种精神气质的褒贬。因此，对唐以前的各个时期进行相关游侠文学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唐代咏侠诗的发展与兴盛的原因。
史书中对战国四公子的评价基本一致，笔者简单地对四公子形象做了个共性的总结，发现他们都具备以下特征：
1．广纳宾客：当时四公子门下食客皆数以千计，且皆以宾客众多为豪。
2．礼贤下士：“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对于门客的要求都竭尽所能地满足；为了获得门客的忠心，甚至可以杀掉自己的宠妾。
若吹毛求疵地看待四公子的“侠义”行为，他们的“侠义”其实更接近于儒家的“仁义”与墨家的“兼爱”思想。他们付出金钱，利用自己的名望，召集民间有能之士为自己办事，甚至可以听从旁人建议散尽家财以飨士，只求天下义士能归附自己。
王侯之侠所行之侠义本质上是利己的：疏财养士、尊贤重士也只是为了自身贵族阶层的统治；为获得门客之心而做出的牺牲，是权衡各方利弊之后的功利性选择，与传统对游侠的判断——“利他性”——似乎相关性不大。纵观他们的行为举止，与韩非子评价的“以武犯禁”似乎也丝毫没有半点联系。即使有，真正动手“以武犯禁”之辈也只是他们门下的宾客，当有人冒犯了他们时，依附他们的门客自然会出手帮他们解决相关的问题。晋鄙质疑信陵君时，朱亥便出手击杀晋鄙，使信陵君能顺利接手相关军队救助赵国。赵人嘲笑孟尝君不像大丈夫，后果就是“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更确切地讲，王侯之侠应该算是游侠的召集者和管理者，并不能算是侠客本身。毋庸置疑，正因有了这群王侯将相的养士之风，闾巷之侠才具备了蓬勃发展的可能性。王侯之侠虽不可谓不贤，对明清公案小说影响深远，但对唐代的咏侠诗似乎影响并不大，唐代的咏侠诗中甚少出现王侯之侠这一类型的侠客，即使有，也多是对历史的缅怀与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