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流传下来的习俗到了唐代又因应唐人任侠气质有所演变。友人知己之间的赠剑习俗古已有之。早在先秦时期，剑作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常作为国家之间互相馈赠的信物。后来这一习俗逐渐蔓延到各个阶层，特别是荆楚之地，一直有“服文彩，佩利剑”的风气。剑在当时可算是贴身对象了，因而人们在剑身上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常常以剑比德、以剑喻才。故赠剑也寄托了对友人的祝福。而先秦史料中与剑有关的故事，如伍子胥与渔父、季札与徐君，结合当年动荡诡谲的政治背景，更是显得壮阔感人。其中的渔父与季札，虽非广义上的侠客，然而行为举止也具备了侠客轻死生、重然诺的风骨，因而备受后人推崇。唐人在向友人赠剑，寄托自古流传下来的寓意的同时，又增添了当时尚武的特色，将尚武与风骨结合起来：“行行复何赠，长剑报恩字”是对独请万里行的羽林郎的谆谆教诲，“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是西陵少侠对知己的重视方式。这让唐代与器物有关的诗句摆脱了齐梁时期的宫廷纤弱柔巧的婉约风格，带上了雄浑壮阔的阳刚之美。
社会的尚武风气加上文人对风骨的追求，唐诗中“豪士”“壮士”“义士”“侠”等词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朝代。“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是诗人看遍世间不平，本着侠义之心发出的感慨，“……功成走马朝天子，伏槛论边若流水。……空令豪士仰威名，无复贫交恃颜色”是借助豪士等形象衬托张郎中的不羁与豪情。正因为诗人本身已是侠义心肠，因而文人们对游侠行为及心理方面的把握也显得更加准确到位，甚至可以将自身的经历、感想与诗歌中的游侠形象结合起来，加上“不平则鸣”的因素，唐诗中的游侠形象显得十分丰满感人。即便是吟咏古代游侠，诗人也能结合个人心境加以揣摩想象，使得这批古游侠成为独立于史书存在的全新个体形象。鲍溶笔下的荆轲，是壮士崇拜的模本；贾岛在刻画荆轲时，虽然同样也选取了易水送别一幕入手，不过却另立角度，从英雄亦有情的视角出发，写下了“壮士不曾悲，悲即无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泪垂”，突出了荆轲慷慨赴死的一面。李白诗中呈现了“耻作易水别，临岐泪滂沱”的一面，借易水送别的惨淡之境，烘托与友人离别时的伤感情怀。侠与唐代生活融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