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好任侠的唐人崇尚英雄，对古代的游侠更是敬仰不已。诗人在诗作中常常借助歌咏古代游侠来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和反思，抒发自己心迹，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推崇侠气的唐代，历史游侠在诗作中又常常用来借指自己或朋友，以表达豪迈不羁的情怀。“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中，季布与侯嬴是魏徵忠君心志的象征；“历抵海岱豪，结交鲁朱家”、“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中，朱家、郭解等是借指了唐代的江湖游侠；“乃是要离客，西来欲报恩”中，要离借代了奔赴前线平定安史之乱的武谔；“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中，剧孟成了“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的崔侍郎的化身；《入衡州》中，剧孟又成了能够威慑天下、保家卫国的英雄豪杰的象征。可见唐代诗人常将对历史游侠的喜爱融进对他人或自己的评价中，借此增加诗歌的豪迈气氛。同一历史英雄人物，因应不同诗人的不同解读，在诗作中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荆轲因刺杀秦王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从陶渊明作诗歌咏荆轲之后，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亦以荆轲作为自己的作品题材，可见荆轲是中国古代英雄母题中的重要形象之一。由于“易水送别”这一典故格外悲壮动人，众多诗人在咏侠怀古时常常由这一历史事件入手，渲染历史的苍凉与英雄的壮烈之感。贾岛与马戴的同题诗作《易水怀古》便是如此。贾诗以“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塑造荆轲舍身取义的义士形象，马诗则在以“荆卿西去不复返”映照“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史实之余，更强化了荆轲以死报答知遇之恩的悲慨。两首诗同样借助易水、蓟城、落日、寒风等萧条的景象渲染出历史的古旧苍茫。贾岛更是进一步用“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说明荆轲的英雄形象缘何能够流芳百世，可见诗人对荆轲的崇拜之情。

在崇拜荆轲节义的唐代，大多数诗人在歌咏其事迹时都从正面角度入手，惋惜“其事不成”的行刺结局。不过亦有一部分诗人反传统而为之，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荆轲无法成事的原因。柳宗元笔下的荆轲形象与大多数诗作中的勇武形象截然不同。“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诗中的荆轲更像一个没有自己判断能力、轻信人言的莽夫，而非世人传颂的英雄。在柳宗元眼中，荆轲因为太子丹在自己面前的谦卑姿态便接受了太子丹的刺杀计划，从未考虑过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低。柳宗元还认为荆轲的刺杀表现并不理想：“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因为荆轲的仓卒，不但让自己血溅当场，更激起秦王怒气，发兵攻打燕国。行刺不但没有解决太子丹的忧虑，反而激化双方的矛盾。在柳宗元眼中，荆轲与太子丹是“勇且愚”，不能因时制宜，才会导致最终的失败。这一评价与传统截然相反。无独有偶，李远的七言绝句《读田光传》也认为荆轲的失败辜负了义士田光的器重。刘叉的《嘲荆卿》更是在诗题处就表明自己对荆轲刺秦的嘲讽态度：“白虹千里气，血颈一剑义。报恩不到头，徒作轻生士。”诗歌嘲讽荆轲只有一腔孤勇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刺秦大业，最终只能白白牺牲性命，不仅无法报恩，更是辜负了田光、太子丹的信任与牺牲。
李贺在一首提到荆轲的歌行体诗歌中，也对秦汉历史进行了思考，先是说明始皇“烧书灭国无暇日”“耕人半作征人鬼”等暴行，将荆轲塑造成欲拯救苍生于倒悬的“报人义士”。受自身信仰所影响，李贺从唯心的角度认为荆轲失败的原因是“天授秦封祚未移”，强化了荆轲身败的悲剧感。王昌龄凭借自身想象刻画出荆轲当年的英勇形象：“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并慨叹荆轲终未能成事。诗人在诗作中客观分析了荆轲举事不成的原因：“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在认定秦王无道的同时，也肯定了秦王豪杰的一面。荆轲仅凭一己之力便企图刺杀秦王拯救燕国，只能是美好的愿景而已，终究无法成事。这首诗中的荆轲是一个能力超群却终究斗不过历史进程的悲剧英雄。相较之下，对荆轲失败的认识似乎更客观有据。晚唐的李山甫又从另一角度入手，认为身为游侠的荆轲参与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是“雄姿浑世尘”的举动，认为燕国与秦国之间的争斗是“闲事”，太子丹等人对荆轲的游说是“闲言语”，最终荆轲的身败被杀也只是明珠蒙尘的结果。

唐代诗人歌咏历史游侠时，尤其侧重游侠重情义、尚气节的高洁品质，在对唐代游侠进行人物刻画时，也常采用与凝视古代游侠相同的视角，在唐代游侠身上寻找古代游侠的影子。加上唐代侠风盛行，民众尚武，文人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出现怀疑的态度，认为读书不如习武等声音时有出现。唐代的书生也不是其他朝代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形象，而是兼具武艺、多具侠气的。有了亲赴沙场的经历，文人自然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及书写游侠的慷慨勇武。此外，在极力扩张国家边界的唐王朝，立功边塞是民众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之一。因此唐人笔下的游侠常以积极勇武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
初盛唐文人对这类少年游侠着墨颇多，因为当时天下久乱，上层社会出现了“大洗牌”，南北朝的很多贵族到了初盛唐时已经泯然众人，同时朝中又有新兴势力崛起。这给了当时的中下层文人向上晋升的希望。文人们在向友人坦露心迹时亦常表达“受禄宁辞死，扬名不顾身”等激进的态度，即便这些文人没有接触过真正的游侠，但在诗歌的想象中，也容易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投射到自己创作的游侠形象身上。在追求显达这方面，文臣武将殊途同归。武将以自己的侠勇换取家族荣耀，文人对这样的做法抱有认可赞赏的态度。这也是初盛唐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诗人们敢于在诗歌中直白地表达自己追名逐利的内心欲望，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也染上了相关的世俗情怀。这部分游侠与古代游侠截然不同，不是完美道德的化身，而是世间俗人的倒影。

唐代诗人笔下的少年并非一成不变，他们亦有从年少无知到独当一面的成长过程。张昌宗的《少年行》正记录了这一变化。“少年不识事，落魄游韩魏。”此处的“落魄”并非穷困潦倒，而是放荡不羁之意。放荡不羁正是游侠不同于众人的性格之一。从儒家的角度看，放浪形骸便是“不识事”的体现，不应该出现在正面人物的身上，游侠必须要有所转变才能担得起侠义之名。这位游侠虽说表面上整日饮酒寻欢，不过内在仍拥有“然诺心无二”的优良侠客品质。诗歌的末尾两联更是将这位游侠的内在精神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直言身可沉，谁论名与利。依倚孟尝君，自知能市义。”在此，游侠借用典故表达了自己对明主的忠诚，这种愿意为明主牺牲的态度是利他主义的，只要明主能够赏识自己，自己便能像冯谖一样利用自己的才能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在这一过程之中，游侠只会关心明主的大局利益，并不会考虑自身的名利问题。
虞羽客笔下的幽并侠少年以宝马金羁的装扮亮相，做着“窃符方救赵，击筑正怀燕。轻生辞凤阙，挥袂上祁连”的重义之事。这里的少年与之前所说的边塞游侠相比，思想境界又有所差别。边塞少年追求自身的功成名就，相关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对富贵功名的向往。而这首诗中的游侠少年似乎只是怀着一腔忠勇，凭借自己的满腔热血进行“摧枯逾百战，拓地远三千”的活动，这些征杀边塞的举动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平息边塞烽火。诗歌将少年游侠的好武由追逐自身利益的小格局提高到为了天下太平而驰骋边疆的大格局，进一步显示出少年游侠重义轻利的高洁品格。
卢照邻的同题诗作同样刻画了放弃长安都城内逍遥生活远赴边塞杀敌驻边的少年游侠，先是用历史名人烘托少年游侠的结交广泛，朋辈皆非凡夫俗子，借此凸显少年游侠的不凡气质。“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的诗句刚让读者产生少年游侠可能战功累累、准备回朝受赏的联想时，诗歌突然话风一转：“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少年游侠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了。传统诗歌评论认为这是卢照邻借用汉赋手法对朝廷连年征战，使得平民百姓成为战争牺牲品的讽谏。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不正是少年游侠将身许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吗？毕竟投身边塞是少年游侠自己做出的选择。正如皇甫冉所说：“由来征戍客，各负轻生义。”在少年游侠亲赴边塞时，他们肯定已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了。正是这种无私的牺牲精神，使得唐诗中的边塞游侠显得格外正义凛然。由于边塞征战死生无常，边塞游侠的侠义观除忠君爱国之外，常与“轻生”二字联系在一起，“重义轻生怀一顾，东伐西征凡几度”。

在唐代还有一类游侠，行为举止同样有“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式的放荡不羁，但在处世接物方面，他们既没有边塞游侠那种心怀天下渴求功名的心境，与贵族游侠的放纵骄奢亦有一定的差异。笔者在此将这类游侠归类为“浪子”。
“承恩借猎小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诗中的游侠是典型的浪子。这位仁兄凭借自身的能力与达官贵人交好，甚至能够与贵人们一起游猎，出手阔绰程度令人惊讶。然而他现实的处境却是“家无四壁”，这与他的消费能力及交友圈子有极大的反差。面对这种矛盾，游侠也毫不为意。这正是游侠率性而为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的体现。《唐语林》中记载：“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贫窭……文昌晚贵，以金连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书规之。文昌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在唐代并不罕见。对唐人而言，不管旁人态度如何，照自己喜好酬平生不足，也是不拘小节的任侠气质的展示。
刘叉《烈士咏》中的游侠形象可以当作吴豸之诗歌的补充。“烈”字作“勇猛”“刚烈”“为正义死难”解。勇猛刚烈、肯为正义牺牲正是侠士的性格特征。可以看出这首诗歌咏的是一位或是一类侠客。诗歌中并没有明确地点明侠客的身份地位，只是用寥寥数笔刻画了侠客的性格，因此本书将其归入第三类游侠之中。
诗歌甫一开始便说了游侠对待金钱的态度：“烈士或爱金，爱金不为贫。”扭转了传统对游侠“侠客轻利”金钱观的刻板印象。诗中的游侠也有逐利的一面，只是爱金的本质与贫穷无关，进一步化解世俗对游侠定义的局限性，让游侠不再受到金钱观的束缚。本身以“任气”闻名一时的刘叉借助这首诗写出了自己对中唐游侠的理解。中唐开始，社会对金钱的态度逐渐变化，人们开始重视经济发展、重视金钱的作用。社会对金钱的态度反过来影响了侠客的金钱观。刘叉在诗歌中除重塑唐代游侠的金钱观之外，又介绍了自己心目中的游侠形象：“义死天亦许，利生鬼亦嗔。胡为轻薄儿，使酒杀平人。”轻死生、不胡作非为是刘叉对于侠士的标准。诗中的游侠形象虽然重利，但是与纨绔的贵族游侠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刘叉借助对游侠的定义表达了对轻薄少年酒后残害平民百姓这种行为的鄙夷。

贯休《义士行》中塑造的游侠形象更是不拘到了极致。开篇第一句“先生先生不可遇”，近乎白话的语言刻画出这位游侠行踪无定的飘忽形象，要与之见面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颇有武侠小说中隐士高人的味道。同时从“先生”二字亦可看出贯休对他的敬重。下句的“爱平不平”解释了这位游侠先生不可遇的原因：因为心系天下不平事，所以常常外出协助弱小解决难题，很少停留在家。“眉斗竖”三个字展示了这位游侠容貌的重要特征，高竖的眉毛本身就让面容凶恶，传统面相学又认为眉毛高竖的人性格勇武好斗。“爱平不平”与“眉斗竖”结合在一起，让诗句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和谐感，一个面容凶恶的人却有着一颗愿平世间不平的善心。正是因为面容凶恶、好勇擅斗，才有能力平定世间不平。贯休写下这首诗时，这位游侠正要准备离开住所，不知何处去，即便“黄昏雨雹空似黳”。可以推测应是为了扶助弱小、平不平之事才告别朋友离开住处，恶劣的天气更是衬托出游侠匡扶正义的决心及行事不受外界拘束的性格。
这类游侠没有边塞游侠将身许国的雄心壮志，也没有边塞游侠追求功名的功利之心。他们做事单凭对正义的判断及个人的喜恶，行为更显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游侠“周游天下”的特点在这类游侠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率性而为的浪子游侠虽说不受外在拘束，但偶尔也会有难以排解的忧愁。“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四句诗塑造的游侠形象与其他咏侠诗并没有本质差别，同样是性格刚烈、轻生好武。“岂知眼有泪，肯白头上发。”突然的转折，让读者不免好奇：究竟是什么缘故让性格刚决的侠客悲白发、眼有泪？这一转折强化了壮士“剑闲一百月”的悲凉感。对比孟郊的另一首游侠诗：“壮士心是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仇，暮思除国仇。”可见浪子游侠也有自己在意的方面：实现自我价值。对这些游侠，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帮别人解决难题。所以他们可以不顾恶劣天气出门平不平，可以将爱剑示人并询问“谁为不平事”。
可见浪子游侠的率性与贵族游侠的不拘仍有一定的差别，他们率性的前提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只有在实现梦想之后，游侠们才有心情一掷千金，恣意狂欢。率性不拘与寻求价值的矛盾统一，造就了这批游侠独特的人格魅力。

西域边境也会有自小在当地长大的“边城儿”。酷爱侠风的李白写了不少与游侠有关的诗篇，其中的《行行游且猎篇》讲述的就是边境男儿的英雄本色。这里的男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将游猎夸轻趫”。其行为与儒家传统格格不入，但有一种骨子里的豪迈气概。酒到半酣时去塞上打猎，结果“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诗人将纪实与夸张巧妙结合，突出了边塞游侠的英气震天，甚至感慨“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诗作的创作背景正是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时间段，边境外有吐蕃等国家虎视眈眈，内又有安禄山叛变在即，正是国家急需善战之人的时候，也难怪一直有心报效国家的李白生出读书无用的念头。令狐楚的《年少行四首》（其一）同样讲述了在边城成长的游侠的一生。这位游侠少年边州放狂，因为他有“骣骑蕃马射黄羊”的骑射技艺，这样疏狂不羁的游侠年老之后自然不会泯然众人，怀抱一颗报国的拳拳之心，即使筋力锐减，仍是“犹倚营门数雁行”。这些游侠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胡人，但因生活区域接近胡地，生活习俗与胡人接近，在此便将这些游侠归入“胡人游侠”部分一并讨论。
唐代的尚武气质与胡汉交融的社会背景让唐人对游侠分外推崇。诗作中常常会歌咏古代游侠，并在这一基础上结合自身经历做出个人化的诠释。这使得历史游侠在唐人的咏侠诗中呈现出比史料更为丰富的饱满形象。这些多变而又统一的历史游侠形象，反映出唐人对侠的认知判断与个人喜好。这些融入了主观情绪的表达，让历史游侠具有了人性的色彩，不再只是史书中让人扼腕的悲情英雄。
对边功的追求与自身任侠气质的高涨，让唐代游侠的活动范围极其广阔，由城市到边塞，都可以看到游侠的身影。不同的地域活动让游侠的形象不再单一，活动方式也花样颇多：既有行军作战、射猎斗鹰的热血刺激，也有花前月下、伴香偎玉的香艳温情。这使得唐代咏侠诗除涉及游侠的书写之外，也包含了与游侠有交集的人物。这些人物既有与边塞游侠对垒作战的胡人士兵，也有翘首盼郎归来的深闺思妇，更有一笑值千金的楚馆娇娃。除此之外，唐代咏侠诗中还出现了唐代独有的游侠形象：胡人游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与不同类型的游侠串联并存，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幅生动具体、风格各异的游侠生活图。后人在阅读相关诗作时，不但能够对唐代游侠类型一目了然，还能从中了解唐代的生活习俗，更全面地掌握唐代整体的社会风气以及政治局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