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特别是晋代政坛笼罩着恐怖气氛，并且当时门阀制度严苛，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说法。游侠在文人的笔下，除了作为歌颂赞美的对象，又多了一层功用——借游侠抒发自己的内心情绪。
这一时期，文人笔下的游侠，可以看作他们内心中自己的理想形象。这时的文人追求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因而诗人笔下的少年儿郎均是受命自忘的形象。即使是“寄意遥深”的阮籍，在他的《咏怀》系列中也有“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这类雄杰豪情的展示，结合其他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还没认识到政途险恶之前，少年阮籍也有过报效王室、入世建功之心：“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这首诗虽是阮籍的自述，看似与游侠无关，但正如前文所说，侠只是一种气质，而非职业、身份，因此对剑术的喜爱与对军旅的向往便是阮籍内心侠气的表现。虽然阮籍终其一生也没能真正挥剑饮马边塞之上，然而他把内心的侠气化作想象，通过与现实的对比，抒发了自己渴望济世的豪情壮志。
在西晋诗坛中举足轻重的诗人张华，早年出身寒门，因此他对寒素子弟的仕途坎坷颇为同情。在《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中，他便借因贫困铤而走险的侠客形象抒发了寒门士人感激发愤的心情。
左思的《咏史》诗中同样有关于游侠的描写，不过与傅玄、张华等人的咏侠诗不一样，左思的抒写，侧重于凸显古代游侠的某种气质，而非追求功名。因出身低微，在宦途无法得志之后，左思诗歌内容逐渐由入世变成出世。因而诗歌内容风格与同时期的诗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咏史诗八首》（其六）中，诗人将“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的荆轲、高渐离等古游侠与豪右权贵作对比，得出“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结论，并借此辛辣地嘲讽了贪图富贵的权贵形象。
除对侠义的理解发生变化外，咏侠诗的主题在魏晋六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除将咏侠诗与边塞和感遇言志结合起来之外，到了庾信时，咏侠诗中又开始增添了一丝思归的色彩，使得游侠的形象变得更加人性化起来。这时的游侠形象不再只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他们英雄气概的背后同样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心灵。边塞的苦寒、战场的杀气、游子的思归，这一系列围绕边塞的主题无一不符合南朝人“感荡心灵”的审美趣味。这时咏侠诗开始着重游侠内心世界的外显，此亦开拓了不少咏侠诗的新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