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唐代在继承了大兴城原本的雄伟风格和分坊管理制度的同时，又做了一系列的扩建和改良，使得长安城变得更为气势恢宏、井然有序。据史料记载，整个长安城共有二十五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东西向十四条。其中最宽阔的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这些街道将长安城划分成东西二市和一百零九坊。加上太极宫、大明宫等壮丽气派的宫廷建筑，整个城市气势恢宏，“盛唐气象”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王勃对长安的繁华更是极力赞叹：“高台四望同，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璧房锦殿相玲珑。”孟郊眼中的长安也是“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的一派歌舞喧天景象。即便到了风雨飘摇的晚唐，长安也常以“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的姿态出现在诗歌中，长安昔日的繁荣依旧是诗人不愿醒的一场梦。这足以看出长安在诗人心中的地位。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洛河南北共计二十条街道，城内共有一百零三坊和三个市集。可见城市面积不小。
城市的繁华与交通的便捷息息相关。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为城市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还将城市划分得齐整无比。登高望城的白居易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苏氏演义》中提到：“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也就是说坊就是居民区。而市就是所谓的集市，市内分门别类地设置“行”，据宋人记载，长安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虽说坊市制度较为封闭，但唐代坊市制度规划完善，这对人口、经济仍处于恢复期的初唐、盛唐而言，能较好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在中唐之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且封闭的市坊制度能较好地维护城市治安，让居民安居乐业。此外，唐人对商贸的态度有所改变，人们开始重视金钱利益，甚至在教育小辈时让他们求利就好，因为“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民间风气的转变以及政府方面不再抑商，让当时一些禁商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度相对宽松许多，经常会有小贩推车在原本禁止交易的坊间售卖物品，而市集方面也常常有饭馆酒肆通宵营业。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当时商贸的发达。这为城市的繁荣巩固了内在经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