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贵族任侠风气炽盛，当时皇室成员笔下也常有游侠的潇洒身影：“宝剑杂轻裘，经过狭斜里。”“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珂路中满。”“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这类写作风气直接影响了初唐的咏侠诗。
官至宰相的“文章宿老”李峤，诗歌题材也如宫廷诗人般局限在应制诗、唱和诗和咏物诗等范畴。诗风典丽的他，吟咏器物时，也会用游侠形象营造诗歌意境。“侠客持苏合，佳游满帝乡。”诗中的侠客并非先秦时振人危急的形象，也不是汉代史书中常批评的力折公侯、睚眦必报的形象，而是承继了六朝咏侠诗中纵情声色、拥有生活品位的贵族游侠形象。所以这位游侠除爱游历外，也和文人雅士一样喜好熏香。开元年间任职起居郎的蔡孚，其笔下的贵族少年“意气平生事侠游”的同时，也爱好贵族阶层的运动——打马球。这类因家庭出身影响在享乐方面有极高要求的贵族游侠形象，与六朝时期并无差别。
和史书中的严肃悲慨游侠形象相比，六朝的游侠形象显然更具有生活的气息。诗歌不再去强调游侠的武艺与能力，而是更多地将视角聚焦在侠客的外在形象及生活态度上。若说《史记》中的游侠群像强调了游侠的道德属性，那么六朝的游侠群像则强调了游侠俗世的一面。这样的游侠更符合世俗的审美。
游侠具有了世俗属性后，行为不再是利他式的自我牺牲，而是成了欲望的宣泄。酒与美色向来是男性容易沉耽的对象，南北朝的游侠们也是如此。“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酲。”“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游侠们用朝饮解宿醉，途中遇到美女也会驻马欣赏，甚至调戏一番。初唐乃至整个唐代的咏侠诗中，游侠们也继承了这类彻夜狂欢的轻薄行为：“轩盖终朝集，笙竽此夜吹。”“城中轻薄子，知妾解秦筝。”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文明的本质总结成“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咏侠诗中带有轻薄属性的游侠行为正体现了代表狂热与冲动、重视个体内心情绪表达的“酒神精神”。这种迷离狂欢式的审美特质又为诗歌增添了浪漫属性。
在意象的使用层面，初唐的咏侠诗更是与南北朝高度重合。骏马美酒同样用来证明游侠潇洒放浪的性格，宝剑名鞭则用来暗示游侠的高超武艺。游侠在诗作中呈现出来的蓬勃生命力正与南北朝咏侠诗一脉相承。因为宣扬澎湃激情，初唐咏侠诗中的游侠也多以“美少年”的形象出现。
南北朝时，贵族咏侠诗与边塞咏侠诗已初具模型，虽说也有，不过整体而言这类诗作并不多。这与两类咏侠诗作者群的身份地位差异较大有关。而初唐诗人则将贵族咏侠诗与边塞咏侠诗融合在一起，在保留咏侠诗中都市少年蓬勃激情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了边塞，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