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游侠热衷的建功方式到了晚唐也常被否定。乐府古题《战城南》云：“千金画阵图，自为弓剑苦。杀尽田野人，将军犹爱武。性命换他恩，功成谁作主。凤凰楼上人，夜夜长歌舞。”诗歌呈现的朝廷的赏罚不公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在相似的题材下，晚唐游侠的负面情绪进一步深化，在悲慨的同时，游侠开始对自己的付出产生怀疑和抱怨。
对自身的付出产生怀疑之后，侠客们亦开始对生与死这一永恒的哲学话题进行思考。这时的侠客不再将生死置之度外，不再将轻生当作勇武的体现，而是反思将自己的生命无谓地抛弃在边塞战事之中是否值得，对这些无谓的牺牲的反思，正是侠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与国家利益脱离开来的表现之一。
韦庄在《汴堤行》中，侧面描写了为征辽破虏而奔赴前线的战士形象，诗中的情绪与初盛唐的同类诗歌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这时的战事对于国家、对于百姓而言，不再是能够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不管诗中所描述的战士到底是被强征而来还是自愿参与，作为读者能看见的只有：因为国力的衰退，这些将士的沙场之行可能只是一种枉死。因为此时的牺牲已经无法为国家、为自身换来任何利益，民间对战争的态度从中唐开始便有了明显转变，到了危机四伏的晚唐，诗人对战争的态度更是悲观消极。在屡屡战败的情况之下，游侠也已经无法通过战争换取世俗的肯定，地位大不如前。
军事力量的衰弱让社会风气逐渐由尚武转向崇文，本身善武耻儒的侠客在政治方面的出路大不如前。在边塞方面进取不得，重新退回城市又无处发泄自己的精力。在行为方面他们同样缺少之前的风范。盛唐侠客可以将暴戾一面释放在战场杀敌上，可从中唐开始，游侠们便缺少了这样的机会。这时的游侠开始变得颓靡不振，甚至沾染了世痞之气。
王建直接将这类游侠称为“恶少”，贯休在《少年行》三首中塑造的少年也是终日寻欢赌博。同样，聂夷中的《公子家》也塑造了一个五谷不分的纨绔少年。中唐之后的侠客展现出汉末豪暴之侠“不轨于正义”的一面。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更曾作诗讽刺当时武夫的无耻不堪：“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诗中的游侠依附在将军门下，可是他们并没有力争上游的决心，反而将精力用在欺压百姓、刺杀官吏，甚至争风吃醋等方面。诗中的游侠已经有了晚唐豪侠小说中刺客的影子。与豪侠小说不同，这些游侠粗鄙不堪，除了玩乐和欺辱弱势人群，其余一概不知，完全没有“义”的一面。
咏侠诗风格的转变在由盛唐入中唐的诗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曾与李白江楼宴饮的张谓经历了天宝至大历的由盛转衰，由“年少心亦壮”到“策马从此辞”的情绪变化正好说明当时唐人心路历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