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不单贵族子弟呈现出轻薄少年的形象，连那些市井出身的侠客也失去了盛唐积极投身政治、渴望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激情。马戴笔下是“炀帝国已破，此中都不知”自顾流连享乐之地的游侠形象；张祜笔下同样是“镫金斜雁子，鞍帕嫩鹅儿。买笑歌桃李，寻歌折柳枝”寻欢作乐的形象。李商隐笔下的游侠更是通宵饮酒作乐的放荡做派。李山甫更是对中晚唐的游侠做出讽刺：“荆轲只为闲言语，不与燕丹了得人。”这时的任侠不再是报恩效忠的表达，只是谈笑间为自己镀金的一种手段；结客也只是为了闲时冶游，而这些冶游行为中已经没有了朝气蓬勃的气息。由于对“侠义”理解开始出现偏差，这时市井侠客的行为也渐渐堕落，缺少武艺的训练，也让这时的游侠逐渐转向“锦衣”“白面”的文弱样貌。盛唐游侠的离家远游是为了国家公义，而这时的游侠离家似乎是为了自身的物质追求和享受。让家中红颜年年独栖的原因是“争场看斗鸡”，冶游之时亦是毫无规矩无法无天：“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蹋烂麦青青。”在政治方面，侠客不再寄希望于自身的努力，而是企图通过买爵的方式进入政途。
社会环境与诗歌创作从来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从社会环境入手分析，便可了解咏侠诗在中晚唐时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除社会开始重文轻武、尊重儒法之外，社会逐利享乐的风气也使侠客的形象产生变化。盛唐开始，社会上便已经出现“义利之争”的声音，由中唐开始，世人对财富的追求显得更为普遍，“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加上中唐之后的官员开始以改善社会经济为从政目标，因此中唐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但经济方面却依旧繁荣。经济的繁荣让世人可以追逐并享受生活的奢华，大众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因此受到影响。除传统重农抑商的观点出现变化之外，知识分子同样展示出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向来被儒家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到了中唐也成了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中晚唐的侠客形象很难不发生质的变化。
社会观念的变化与国力的衰微是导致中晚唐游侠形象变化的根本原因。文人在面对自己无力阻挡的历史洪流时，难免在咏侠诗中发出悲慨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