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悖论系列2：表面效应
斯多亚学派也区别了两类事物：1.物体，具有张力、物理性质、关系、能动与被动以及相应的“事物状态”。这些事物状态、能动与被动由物体之间的混合物所规定。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有所有物体的统一，这依据于所有事物都被吸收其中的一种原火（Feu），且所有物体都从它开始就按照它们各自的张力展开。物体与事物状态的唯一时间便是现在。因为活生生的现在（présent vivant）是时间的广延，后者与现实（l'acte）同时发生，表达和度量着施动者的能动、受动者的被动。但是，与物体之间的统一、能动原理和被动原理的统一相适合，一种宇宙性的现在环绕着整个世界：只有物体实存于空间之中，而且只有现在实存于时间之中。物体中间没有原因与效应：所有物体都是原因，即彼此相关的、彼此支持的原因。原因之间的统一在宇宙性的现在的广延中被称为命运。
2.所有物体都是彼此支持、彼此相关的原因，但是关于什么的原因？它们是具有截然不同本性的某些事物的原因。这些效应不是物体，但严格说是“非物体”（incorporels）。它们不是物理性质和物理特性，而是合乎逻辑的或辩证法的属性。它们不是事物或事物状态，而是事件。不可以说它们实存，但毋宁说它们继续存在或坚持存在，因为它们具有存在的这一最小值，后者适合那不是事物的东西（非实存的实体）。它们不是名词或形容词，而是动词。它们既不是施动者也不是受动者，而是能动与被动的结果，是“无动于衷的东西”——无动于衷的结果。它们不是活生生的现在，而是不定式：不受限制的艾翁（Aiôn），无限划分为过去与未来、始终回避现在的生成。因此，时间必须以两种互补的、彼此排斥的方式被把握两次：它在施动与被动的物体中被完整把握为活生生的现在，但它在由物体及其能动和被动所导致的非物体性效应中还被完整把握为可无限划分为过去与未来的层级。只有现在才实存于时间之中，并聚集、吸收过去与未来；但唯有过去与未来才坚持存在于时间之中，并无限划分每个现在。这不是连续的三个维度，而是对时间同时进行的两种释读。
斯多亚学派最先进行了颠倒柏拉图主义的伟大事业，彻底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因为物体如果与它们的状态、质与量一起承担着本体与原因的全部特点，那么理念的特点反而从另一边跌入这一无动于衷的超-存在，后者在事物的表面上是贫乏的、无效的：作为理念物，非物体也只能是一种“效应”而已。
结论极其重要。因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一场晦涩难懂的争论在事物的深处、在大地的深处、在经受理念能动作用的东西与避开这种能动作用的东西（摹本与拟像）之间持续着。这场争论的回声在苏格拉底追问下述问题时产生共鸣：有关于整体，甚至关于毛发、污垢、污泥的理念吗？或者有始终执拗地回避理念的某物吗？但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这某物从未充分地被隐匿、被抑制、被摒弃在物体的深处，从未被淹没在海洋中。现在一切都重新上升到表面。这是斯多亚学派操作的结果：不受限制的东西重新上升。作为生成-疯狂，生成-不受限制（devenir-illimité）不再是一种低吼的基底（fond），它上升到事物的表面，并变得无动于衷。问题不再是避开基底而到处渗透的拟像，而是在拟像的场所中显示自身和发挥作用的效应。这是因果意义上的效应（effects），但也是声音的、视觉的或语言的“效应”——而且更少或更多，因为它们不再有任何物体性的东西，它们现在是整个理念……避开理念的东西被提升到表面（非物体性的极限），现在再现着全部可能的理想性，后者被剥夺了因果性的和精神性的效力。斯多亚学派发现了表面效应。拟像不再是这些隐蔽的反抗者，它们发挥着它们的效应（所谓的“幻象”，独立于斯多亚学派的术语）。最隐匿的东西变成了最明显的东西，关于生成的所有旧悖论必须在新的生长期（蜕变）中恢复形态。
生成-不受限制变成理念的、非物体性的事件本身，伴随着它特有的全部颠倒：未来与过去、能动与被动、原因与效应的颠倒。未来与过去、多与少、过多与不足、已经与尚未：因为无限可分的事件始终是两者同时发生（les deux ensemble），永远是刚发生的事情和将发生的事情，但从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切得太深与切得不够深）。能动与被动：事件即便无动于衷，但由于它非此非彼，所以它也会更好地互换能动与被动，但它是它们的共同后果（切割-被切割）。原因与效应：因为事件即便只是效应，它们也能够彼此更好地融入准因的功能或融入准因果性的始终可逆的关系（伤口与伤疤）。
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全部作品中，关键是那些在事件与存在、事物和事物状态之间的差异中的事件。但《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开篇（整个前半部分）还在探寻事件与不受限制的生成的秘密，而事件在大地的深处，在凹陷的、深入地下的深坑和洞穴中，在相互渗透和共存的物体的混合中牵涉着这种不受限制的生成。随着人们进一步阅读故事，深入与隐匿的运动无论如何都会取代左右滑动的侧面运动。深处的动物变得次要，让位于那些没有厚度的扑克牌人物（figures de cartes）。好像从前的深度展开了，变成了广度。不受限制的生成现在完全被维持在这种被翻转的广度之中。“有深度的”不再是恭维话。只有动物才是有深度的，但它们也不是最高贵的，扁平动物才是最高贵的。事件就像晶体一样，它们只有通过边缘、在边缘上才会生成和变大。这的确是口吃者或左撇子的第一秘密：不是深入，而是使整个长度滑动，以致于从前的深度因被还原到表面的相反方向而不再是任何东西。正是借助滑动，人们才会转到另一侧，因为另一侧只是相反方向而已。而且，之所以帷幕后面没有任何可见的东西，乃是因为一切可见的东西或者毋宁说一切可能的学问都沿着整个帷幕进行，因为只需要遵循得相当远、相当紧密、相当表面就足以颠倒整个帷幕的正面，就足以使右边变成左边，使左边变成右边。因此没有爱丽丝的某些历险，但有一种历险：她爬到表面，她否认虚假的深度，她发现一切都发生在边界上。这就是为什么刘易斯·卡罗尔放弃了这本书最初的题目《爱丽丝地下历险记》（Les Aventure souter rainnes d'Alice）。
这种情况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更是如此。其中，事件在它们与事物的根本差异中完全不再是在深度中被探寻，而是在表面上被探寻，在这薄薄的、非物体性的、逃离物体的雾气，环绕着物体的、无容积的薄膜，反射物体的镜子，规划物体的棋盘中被探寻。爱丽丝不再能进入深处，她释放出她的非物体性复象（double）。正是沿着边界、顺着表面，人们才从物体转向非物体。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有一句深刻的名言：最深邃的是皮肤。这便是斯多亚学派式的发现，它以大量的智慧为前提，且引发了整个伦理学。这就是小女孩的发现，她只是从各种边缘——变红和变绿的表面——变大和变小。她知道事件越是穿过物体无深度的整个外延，事件就越关涉着物体、切割物体和损伤物体。随后成年人被基底捉住，重新跌落，因为基底太深，他们不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斯多亚主义的例子继续启发着刘易斯·卡罗尔？树变绿、手术刀切割、战争有没有发生……？正是在树面前，爱丽丝才失去了她的名字，汉普蒂·邓普蒂（Humpty Dumpty）才对着树说话，却没有看到爱丽丝。而且背诵预示着战争。而且到处是伤口和割伤。但这些是例证吗？或者任何事件都属于这种类型——森林、战争和伤口？所有这一切因为这（ça）发生在表面上才更有深度，因为这沿着物体前行才是非物体性的。历史告诉我们，合适的道路没有基础，而地理学告诉我们，土地只在薄薄一层上是贫瘠的。
比变大、变小、被切割等事件更隐秘的东西、物体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当斯多亚学派将这些非物体性的、像牧场中的雾气一样只在表面上游戏的事件（甚至比雾气更少，因为雾气是一种物体）与物体的厚度进行对立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在物体、物体的深处中有的东西是混合物：一种物体渗入另一种物体，而且它在它的所有部分中与另一物体共存，就像海洋中的一滴酒或者铁器中的火一样。一种物体从另一种物体中退出，就像液体从容器里倒出一样。混合物通常规定着事物在量和质上的状态：集合的各维度或火的红色、树的绿色。但通过“变大”“缩小”“变红”“变绿”“切割”“被切割”等说法，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完全不再是处于物体深处的事物状态或混合物，而是表面上非物体性的、由这些混合物产生的事件。树绿了……哲学的天赋首先被哲学强加给存在与概念的新分配所度量。斯多亚学派正在勾勒并使人经过一条从未见过的边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转移了整个反思。
他们正在进行的首先是对因果关系的全新划分。他们肢解这种关系，甚至冒着从每个方面重建统一性的危险。他们使原因相互指涉，并肯定原因之间的联系（命运）。他们使效应相互指涉，并设定效应之间的某些关联。但这完全不是以同样方式予以实现：非物体性效应从不是彼此相关的原因，而只是“准因”（quasi-causes），这根据下述的这类法则：这些法则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表达着物体的相对统一或者混合，并以此作为决定它们的实在原因。因此，自由以两种互补的方式得到挽救：一次是在命运作为原因之联系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次是在事件作为效应之关联的外部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斯多亚学派能够将命运与必然性进行对立。伊壁鸠鲁学派对因果关系（它也让自由有据可依）进行了另一种划分：他们保留原因与效应的同质性，但根据原子系列来切分因果关系，原子系列的各自独立被原子偏斜（clinamen）所保证——不再是没有必然性的命运，而是没有命运的因果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分解因果关系，而不是区分因果关系的类型，就像亚里士多德做过的那样，或像康德将会做的那样。这种分解始终让我们诉诸语言，或者诉诸原因的偏斜（déclinaison）的实存，或者如下所述的那样，诉诸效应的结合（conju gaison）的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