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辨认出柏拉图哲学的这种二元性。它完全不是知性与感性、理念（Idée）与质料、理念与物体（corps）的二元性。它是一种更有深度的、更加秘密的、被隐匿在感性的和质料的物体本身之中的二元性：一种隐蔽的、介于接受理念能动作用的东西与避开这种能动作用的东西之间的二元性。这不是原型（Modèle）与摹本（copie）之间的区分，而是摹本与拟像（simulacres）之间的区分。纯粹生成，即无限制性，只要它避开理念作用、只要它同时既质疑摹本又质疑拟像，它就是拟像的质料。可被度量的事物就处在理念之下；但在事物本身之下仍有这种在理念所强加的、事物所接受的秩序之下续存和“提供”的疯狂元素吗？柏拉图有时甚至会考虑这种纯粹生成是否不可能与语言（langage）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这在我们看来是《克拉底鲁篇》的主要意义之一。正如在言语“流”（一种在语言所指涉的东西上不停地滑动却从未停止的发疯似的话语）的情况下一样，这种关系或许是语言必不可少的？或者，难道不可能有两种语言和两类“名称”吗？其中一类指称那些接受理念作用的停顿和静止，而另一类则表达运动或不顺从的生成。或者，这难道不会是一般内在于语言的两种有区别的维度吗？其中一种维度始终被另一种维度所遮蔽，但继续在另一种维度下继续“提供”和续存。
凭藉着其回避现在的能力，这种纯粹生成的悖论是无限的同一性：同时两个方向的无限的同一性——未来与过去、前夜与翌日、多与少、过多与不足、能动与被动、原因与效应（effet）。正是语言确定了界限（例如过多开始的时刻），但也正是语言超出了界限，并给不受限制的生成的无限等价性恢复界限（“一根烧得通红的拨火棍，你如果拿得时间太长就要炙痛你的手；如果你用一把刀子切割手指太深，通常就要出血”）。因此便有了那些构成爱丽丝历险的颠倒。变大与变小的颠倒：“哪个方向？哪个方向？”爱丽丝问道，当时她就预感到这始终同时发生在两个方向上，以致于她只此一次就通过视觉效应来保持大小不变。前夜与翌日的颠倒，因为现在始终被回避：“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但今天绝对没有果酱。”多与少的颠倒：五个夜晚要比一个单独的夜晚热五倍多，“但五个夜晚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冷五倍多”。能动与被动的颠倒：“猫吃蝙蝠吗？”相当于“蝙蝠吃猫吗？”。原因与效应的颠倒：犯错误之前先受惩罚，被刺之前先叫喊，分享之前先服务。

所有这些颠倒就像它们出现在无限的同一性中那样具有同样的后果：爱丽丝的人称同一性的争议，专名的丧失。专名的丧失是通过爱丽丝的所有历险而被重复的历险。因为专名或单名是由知识的持久性所确保的。这种知识体现在那些指称停顿与静止、名词与形容词的通名之中，专名与通名保持着恒定关系。因此，人称上的自我通常需要上帝和世界。但当名词和形容词开始结合时，当停顿与静止的名称被纯粹生成的动词带走并滑进事件的语言时，任何同一性都会因自我、世界与上帝而消失。这便是对知识与背诵的检验，那些被动词迂回带走的词语在其中出了差错，而且这一检验废黜爱丽丝的同一性。好似事件享有一种通过语言来与知识和人称进行沟通的非实在性。因为人称的不确定性不是一种外在于所发生之事的怀疑，而是事件本身的对象性结构，因为事件始终同时发生在两个方向上，因为事件循着这个双重方向，这使得主体无所适从。悖论首先是把良知作为唯一意义来摧毁的东西，不过它随后是把常识（senscommun）作为对不变的同一性的确定来摧毁的东西。

比变大、变小、被切割等事件更隐秘的东西、物体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当斯多亚学派将这些非物体性的、像牧场中的雾气一样只在表面上游戏的事件（甚至比雾气更少，因为雾气是一种物体）与物体的厚度进行对立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在物体、物体的深处中有的东西是混合物：一种物体渗入另一种物体，而且它在它的所有部分中与另一物体共存，就像海洋中的一滴酒或者铁器中的火一样。一种物体从另一种物体中退出，就像液体从容器里倒出一样。混合物通常规定着事物在量和质上的状态：集合的各维度或火的红色、树的绿色。但通过“变大”“缩小”“变红”“变绿”“切割”“被切割”等说法，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完全不再是处于物体深处的事物状态或混合物，而是表面上非物体性的、由这些混合物产生的事件。树绿了……哲学的天赋首先被哲学强加给存在与概念的新分配所度量。斯多亚学派正在勾勒并使人经过一条从未见过的边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转移了整个反思。
他们正在进行的首先是对因果关系的全新划分。他们肢解这种关系，甚至冒着从每个方面重建统一性的危险。他们使原因相互指涉，并肯定原因之间的联系（命运）。他们使效应相互指涉，并设定效应之间的某些关联。但这完全不是以同样方式予以实现：非物体性效应从不是彼此相关的原因，而只是“准因”（quasi-causes），这根据下述的这类法则：这些法则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表达着物体的相对统一或者混合，并以此作为决定它们的实在原因。因此，自由以两种互补的方式得到挽救：一次是在命运作为原因之联系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次是在事件作为效应之关联的外部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斯多亚学派能够将命运与必然性进行对立。伊壁鸠鲁学派对因果关系（它也让自由有据可依）进行了另一种划分：他们保留原因与效应的同质性，但根据原子系列来切分因果关系，原子系列的各自独立被原子偏斜（clinamen）所保证——不再是没有必然性的命运，而是没有命运的因果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分解因果关系，而不是区分因果关系的类型，就像亚里士多德做过的那样，或像康德将会做的那样。这种分解始终让我们诉诸语言，或者诉诸原因的偏斜（déclinaison）的实存，或者如下所述的那样，诉诸效应的结合（conju gaison）的实存。

斯多亚学派最先进行了颠倒柏拉图主义的伟大事业，彻底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因为物体如果与它们的状态、质与量一起承担着本体与原因的全部特点，那么理念的特点反而从另一边跌入这一无动于衷的超-存在，后者在事物的表面上是贫乏的、无效的：作为理念物，非物体也只能是一种“效应”而已。
结论极其重要。因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一场晦涩难懂的争论在事物的深处、在大地的深处、在经受理念能动作用的东西与避开这种能动作用的东西（摹本与拟像）之间持续着。这场争论的回声在苏格拉底追问下述问题时产生共鸣：有关于整体，甚至关于毛发、污垢、污泥的理念吗？或者有始终执拗地回避理念的某物吗？但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这某物从未充分地被隐匿、被抑制、被摒弃在物体的深处，从未被淹没在海洋中。现在一切都重新上升到表面。这是斯多亚学派操作的结果：不受限制的东西重新上升。作为生成-疯狂，生成-不受限制（devenir-illimité）不再是一种低吼的基底（fond），它上升到事物的表面，并变得无动于衷。问题不再是避开基底而到处渗透的拟像，而是在拟像的场所中显示自身和发挥作用的效应。这是因果意义上的效应（effects），但也是声音的、视觉的或语言的“效应”——而且更少或更多，因为它们不再有任何物体性的东西，它们现在是整个理念……避开理念的东西被提升到表面（非物体性的极限），现在再现着全部可能的理想性，后者被剥夺了因果性的和精神性的效力。斯多亚学派发现了表面效应。拟像不再是这些隐蔽的反抗者，它们发挥着它们的效应（所谓的“幻象”，独立于斯多亚学派的术语）。最隐匿的东西变成了最明显的东西，关于生成的所有旧悖论必须在新的生长期（蜕变）中恢复形态。
生成-不受限制变成理念的、非物体性的事件本身，伴随着它特有的全部颠倒：未来与过去、能动与被动、原因与效应的颠倒。未来与过去、多与少、过多与不足、已经与尚未：因为无限可分的事件始终是两者同时发生（les deux ensemble），永远是刚发生的事情和将发生的事情，但从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切得太深与切得不够深）。能动与被动：事件即便无动于衷，但由于它非此非彼，所以它也会更好地互换能动与被动，但它是它们的共同后果（切割-被切割）。原因与效应：因为事件即便只是效应，它们也能够彼此更好地融入准因的功能或融入准因果性的始终可逆的关系（伤口与伤疤）。

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全部作品中，关键是那些在事件与存在、事物和事物状态之间的差异中的事件。但《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开篇（整个前半部分）还在探寻事件与不受限制的生成的秘密，而事件在大地的深处，在凹陷的、深入地下的深坑和洞穴中，在相互渗透和共存的物体的混合中牵涉着这种不受限制的生成。随着人们进一步阅读故事，深入与隐匿的运动无论如何都会取代左右滑动的侧面运动。深处的动物变得次要，让位于那些没有厚度的扑克牌人物（figures de cartes）。好像从前的深度展开了，变成了广度。不受限制的生成现在完全被维持在这种被翻转的广度之中。“有深度的”不再是恭维话。只有动物才是有深度的，但它们也不是最高贵的，扁平动物才是最高贵的。事件就像晶体一样，它们只有通过边缘、在边缘上才会生成和变大。这的确是口吃者或左撇子的第一秘密：不是深入，而是使整个长度滑动，以致于从前的深度因被还原到表面的相反方向而不再是任何东西。正是借助滑动，人们才会转到另一侧，因为另一侧只是相反方向而已。而且，之所以帷幕后面没有任何可见的东西，乃是因为一切可见的东西或者毋宁说一切可能的学问都沿着整个帷幕进行，因为只需要遵循得相当远、相当紧密、相当表面就足以颠倒整个帷幕的正面，就足以使右边变成左边，使左边变成右边。因此没有爱丽丝的某些历险，但有一种历险：她爬到表面，她否认虚假的深度，她发现一切都发生在边界上。这就是为什么刘易斯·卡罗尔放弃了这本书最初的题目《爱丽丝地下历险记》（Les Aventure souter rainnes d'Alice）。

这种情况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更是如此。其中，事件在它们与事物的根本差异中完全不再是在深度中被探寻，而是在表面上被探寻，在这薄薄的、非物体性的、逃离物体的雾气，环绕着物体的、无容积的薄膜，反射物体的镜子，规划物体的棋盘中被探寻。爱丽丝不再能进入深处，她释放出她的非物体性复象（double）。正是沿着边界、顺着表面，人们才从物体转向非物体。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有一句深刻的名言：最深邃的是皮肤。这便是斯多亚学派式的发现，它以大量的智慧为前提，且引发了整个伦理学。这就是小女孩的发现，她只是从各种边缘——变红和变绿的表面——变大和变小。她知道事件越是穿过物体无深度的整个外延，事件就越关涉着物体、切割物体和损伤物体。随后成年人被基底捉住，重新跌落，因为基底太深，他们不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斯多亚主义的例子继续启发着刘易斯·卡罗尔？树变绿、手术刀切割、战争有没有发生……？正是在树面前，爱丽丝才失去了她的名字，汉普蒂·邓普蒂（Humpty Dumpty）才对着树说话，却没有看到爱丽丝。而且背诵预示着战争。而且到处是伤口和割伤。但这些是例证吗？或者任何事件都属于这种类型——森林、战争和伤口？所有这一切因为这（ça）发生在表面上才更有深度，因为这沿着物体前行才是非物体性的。历史告诉我们，合适的道路没有基础，而地理学告诉我们，土地只在薄薄一层上是贫瘠的。

命题的第二种关系常常被称作表示（manifesta tion）。这涉及命题与进行言说和自我表达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表示呈现为与命题相对应的欲望和信念的陈述。欲望和信念是因果推理，而不是联想。欲望是有关对象之实存或相应事物状态的影像的内在因果关系；与此相关，信念是对这一对象或事物状态的期待，因为它的实存必须被外在因果关系所产生。人们将不会由此推断出，表示相关于指称而言是次要的：表示反而使指称成为可能，而且推理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统一，联想得以从中产生。休谟深刻洞察到了这一点：在因果联想中，是“根据关系进行的推理”先于关系本身。表示的这种优先性被语言分析所证实。因为命题中存在着一些像特殊小品词一样的“表示词”（manifestants）：je（我）、tu（你），demain（明天）、toujours（总是），ailleurs（在别处）、partout（到处）等。正如专名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指示词一样，我（Je）也是基本的表示词。但是，不仅仅其他一些表示词取决于我，全体指示词也与我相关。指示或指称归摄着个体的事物状态、特殊的影像与单数的指称词；但表示词从我开始构成人称代词的领域，后者给任何可能的指称充当原则。最终，从指称到表示，一种由我思（Cogito）再现的逻辑价值的移位出现了：不再是真与假，而是真实（véracité）与欺骗（tromperie）。在对蜡块的著名分析中，笛卡尔绝不探寻什么东西继续存在于蜂蜡中（他甚至没有在这个片段中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在我思中被表示的我如何创立蜂蜡得以辨认所依据的指称判断。

斯多亚学派懂得如何说明意义：既非词，亦非物体，既非可感的再现，亦非理性的再现。不止如此，意义也许是“中性的”，对特殊与一般、独特与普遍、人称与无人称完全没兴趣。它可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本性。但应该辨认出这样一种替补的层级？抑或我们应该与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一起澄清指称、表示与意指？这种论战在每个时代都会被重新发起（新堡的安德烈[André de Neufchâteau]和皮埃尔·戴利[Pierred'Ailly]反对里米尼，布伦塔诺[Brentano]和罗素反对迈农）。确实，正是揭示这第四维度的尝试才有点儿像是对刘易斯·卡罗尔的蛇鳖的猎捕。也许这第四个维度就是这场猎捕本身，而意义则是蛇鳖。那些想靠词、事物、影像与观念来满足自己的人，是很难回应的。因为人们甚至不能说清它存在的意义：它既不存在于事物之中，也不存在于精神之中，它既不具有物理性实存，也不具有精神性实存。人们至少会说它是有用的吗？人们会因为它的用处而必须接受它吗？甚至不会如此，因为意义具有一种无效的、无动于衷的和贫乏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事实上，人们只能间接地从命题的寻常维度引导我们进入的循环论证开始推断出意义。只有像人们对莫比乌斯环所做的那样劈开圆，沿着它的长度展开它、拆开它，意义的维度才会自为地显现，并显现在其不可约性之中，但也显现在其发生能力之中，由此激发命题先天的内部模型。意义的逻辑完全受经验主义启发；但恰好只有经验主义懂得如何超越可见物的实验维度而不陷入理念，而且懂得如何在被延长的、被展开的经验的边界上围捕、援用，也许制造一个幻影（fantôme）。

分不开的是，意义是命题的可表达者或被表达者，并且是事物状态的属性。意义将一面趋向于事物，将另一面趋向于命题。但意义既不混淆于表达它的命题，也不混淆于命题所指称的事物状态或质。意义的确是命题与事物的边界。意义是这样一个某物，既是超存在又是持存，它是适合持存的这种最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义才是“事件”：只要别将事件混淆于它在事物状态中的时空实现。因此，有人将会问什么是事件的意义：事件就是意义本身。事件本质上属于语言，它处于一种与语言的本质性关系之中；但语言是用来形容事物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很多诗歌中目睹了两个同时发生的维度的自主展开，一个维度诉诸那些总是可消费的被指称对象或消费的接收者，另一个诉诸那些总是可表达的意义，或至少诉诸那些承载着语言与意义的对象，两个维度只会收敛到一个秘传词、一种不可识别的某物之中。因此便有了蛇鳖（Snark）的叠句：“你用套环搜索过它，他们细心搜索过它/他们用叉子和希望追踪它”——其中套环和叉子与被指称的工具有关，但希望和细心与意义和事件的考量有关（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中的意义经常被呈现为人们所应“留心”的这种东西，即基本“细心”的对象）。怪僻词蛇鳖是永远被延长的、同时被两个系列勾画出的边界。更具典型意义的是《西尔维与布鲁诺》中那首令人赞赏的园丁之歌。每个唱段都使截然不同类型的、呈现给两种不同注视的两个项发挥作用：“他以为他看见了……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整个唱段由此展开两个异质系列，一个由那些消费的或可消费的动物、存在物或对象构成，可按照可感的、声音的物理性质来描述它们，另一个由那些极具象征性的对象或人物构成，它们被逻辑属性或偶尔被双亲称呼所界定，而且它们承载着事件、新闻、讯息或意义。在每个唱段的结尾，园丁都会描绘一条令人伤感的、由两个系列彼此延展的小径；因为我们得知这首歌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只大象
在练习吹笛子，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他妻子的来信。
“最后我认识到，”他说，
“生活的苦涩……”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只信天翁
绕着灯拍打着翅膀，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一枚一便士的邮票。
“您最好回家，”他说，
“夜晚太潮湿……”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个论据
可证明他是教皇，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一条有纹理的石皂，
“一个这么恐怖的事件，”他虚弱地说道，
“熄灭所有希望。”

刘易斯·卡罗尔因此用四个无限移位的名词性实体来形成这种后退。这就是说，他分解每个对子，凝结每个对子，以便从中抽出一个补充对子。我们将考虑这是为什么。但我们可以满足于一种向着两个交替项的后退：指称某物的名称和指称这前一个名称之意义的名称。向着两个项的这种后退是无限增殖的最低条件。
这种更简单的表达出现在《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一个片段中，其中公爵夫人一直在寻找那应该从任何事物中提取的道德教训或道德寓意。至少可从任何事物中提取，只须是命题即可。因为，当爱丽丝不说话时，公爵夫人就处于不利地位：“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心事，这使得你忘记谈话啦。眼下我还不能告诉你这件事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一会儿工夫就会想起来的。”但爱丽丝一说话，公爵夫人就找到了道德教训。“那场槌球游戏现在进行得比较顺利了，”爱丽丝说。——“果然如此，”公爵夫人说。“而其中的教训是——‘哦！是爱，是爱，使这个世界运行不衰！’”——“有人却说，”爱丽丝喃喃低语说，“那是每个人干好自己的事才能这样的！”——“啊，不错！意思几乎是一样的，”公爵夫人说，“好的，这几乎是一回事……这里的教训是：‘意义小心照顾，声音不费工夫’。”关键不在于这整个段落中句子彼此之间的观念联想：每个命题的道德教训就在于指称第一个命题的意义的另一个命题。使意义成为一个新命题的对象，就是在命题激增的那些条件中“小心照顾意义”，“声音留心自身”。意义的逻辑与伦理学、道德教训或道德寓意之间的深刻联系的可能性得到证实。

中性的悖论或本质上第三状态的悖论。该轮到第二个悖论必然要将我们抛进第三个悖论了。因为作为命题之复象的意义如果对肯定和否定无动于衷，意义如果不是能动的，也不是被动的，那么任何命题样式都不能影响意义。对于那些从质、量、关系或模态的视角形成对比的命题而言，意义严格保持同一。因为所有这些视角关系着指称，并关系着指称经过事物状态的实现或完成的各个方面，但不关系着意义或表达。首先是质、肯定与否定：根据意义相关于被指称物的实存而言的自律，“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14世纪就是奥特库尔的尼古拉的幻想式悖论，即谴责的对象：意义彼此相同的矛盾（contradictoria adinvicem idem significant）。
其次是量：所有人都是白色的，没有人是白色的，某个人不是白色的……再次是关系：意义对于被颠倒的关系而言应该保持同一，因为关系就意义而言总是在两个方向上被同时确立，只要意义促使生成-疯狂的所有悖论重新出现。意义总是双重的意义，而且对存在着关系的良知（bon sens）这一点不予考虑。事件从不是彼此的原因，但融入准因果性的关系，即非实在的、幽灵似的、不断地转回两种意义的因果性。既不是同时也不是相关于同一事物，我才更年轻和更衰老，而是同时且经由同样的关系，我才变得如此。因此，数不清的例子布满了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人们从中看到“猫吃蝙蝠”和“蝙蝠吃猫”、“我说我所思”和“我思我所说”、“我喜欢有人给我送的东西”和“有人给我送我喜欢的东西”、“我睡觉时呼吸”和“我呼吸时睡觉”，这些句子都具有一种唯一且相同的意义。直到《西尔维和布鲁诺》中的那个最终例子，其中承载着命题“所有人都喜欢西尔维”的红首饰和承载着命题“西尔维喜欢所有人”的蓝首饰是一种唯一且相同的首饰的两个方面，根据生成的法则，人们除了它自身之外从未能更喜欢它（从自身选择事物）。

荒诞或不可能的对象的悖论。这种悖论还引起另一个悖论：指称矛盾对象的诸命题本身就具有意义。然而，它们的指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实现；而且它们不具有可界定这种实现的可能性种类的任何意指。它们不具有意指，就是说它们是荒诞的。不过它们也具有意义，荒诞与无意义这两种观念不应被混淆起来。这是因为不可能的对象——圆的方形、无广延的质料、永动机、无谷山等——在存在的外部是“没有故乡”的对象，但它们在外部有确切的、区别性的位置：它们来自“超存在”，即在事物状态中不可能被实现的、理想的纯粹事件。我们应该将这种悖论叫作迈农的悖论，而迈农知道如何从中获得最美丽的、最引人注意的效应。如果我们区分两类存在——作为指称之质料的实在之存在和作为意指之形式的可能之存在，那么我们还应该增加这样一种超存在：它界定着一种为实在、可能与不可能所共有的最低限度。因为矛盾律被应用于可能与实在，但不被应用于不可能：不可能是被化约为这种最低限度的、这般在命题中持存的超-实存物。

两个同时发生的系列的法则就是它们从不平等。一个系列再现能指，另一个系列再现所指。但鉴于我们的专门术语，这两个项获得了特殊的词义（accep tion）。我们将任何符号称作“能指”，因为它本身呈现意义的任意一个方面；相反，我们将给意义的这个方面充当关联项的东西（即在与这个方面相关的二元性中被界定的东西）称作“所指”。所指的东西因此从不是意义本身。所指的东西在狭义上是概念，在广义上是每个事物，后者可被意义的某个方面与其保持的区别所界定。因此，能指首先是作为事物状态之理想的逻辑属性的事件，所指连同它的质与实在的关系一起是事物状态。其次，能指整体上是命题，只要命题在狭义上包含着指称维度、表示维度和意指维度，而所指则是与这些维度相对应的独立项，即概念，不过也是被指称的事物或被表示的主体。最后，能指是唯一的表达维度，后者确实拥有某种与独立项无关的特权，因为作为被表达的意义并不实存于表达之外，于是所指现在是指称、表示，乃至在狭义上是意指，即命题，只要意义或被表达者与之有所区别。然而，当有人扩展系列的方法以便考虑事件的两个系列、事物的两个系列、命题的两个系列或表达的两个系列时，同质性只是表面的：始终是一个系列具有能指作用，另一个系列具有所指作用，即便这些作用在我们改变视角时会相互交换。

这种悖论性的层级的特点是什么？这种层级不停地在两个系列中流传。它甚至因此确保着两个系列的沟通。它是一个具有双重面孔、同等出现在能指系列与所指系列之中的层级。它是镜子。因此，它同时是词与物、名称与对象、意义与被指称者、表达与指称等。因此，它确保着它所穿过的两个系列的收敛，但它只须使这两个系列不停地发散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它具有相关于自身而被始终移位的特性。之所以每个系列的各个项被相对地（相互关联地）移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个绝对的位置，不过因为这个绝对的位置总是被它们与这个元素之间的间距所规定，这个元素不停地在两个系列中相关于自身发生移位。至于悖论性的层级，应该说它从未处在人们探索它的地方，反而应该说人们并不在它所是的地方找到它。它缺失它的位置，拉康说。而且它也缺失它自己的同一性、相似性、平衡、起源。因此，关于它激活的两个系列，人们将不会说一个系列是原始的，另一个系列是派生的。当然，这两个系列彼此是原始的或派生的。它们彼此是相继的。但是，相关于它们在其中进行沟通的层级，它们是严格同时发生的。它们同时发生，但它们从不平等，因为层级有两个面孔，总是一个面孔缺失另一个面孔。因此，层级的职责是在一个它建构为能指的系列中处于过剩之中，但在另一个它建构为所指的系列中处于不足之中：在本性上或相关于自身而被拆散、被弄得不齐全。它的过剩总是诉诸它自己的不足，反之亦然。因而，这些规定还是相对的。因为一方面在过剩中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个极端变动的空位，那会是其他什么东西呢？而另一方面处在不足之中的东西，难道不是一个极度运动不定的对象（一直多余并一直移位的没有位置的占有者）吗？
事实上，并不存在比这样一种事物更奇特的要素，此事物具有双重面孔，具有不平等或不成对的两“半”。就像在游戏中一样，人们参与了空格与棋子持续移位的组合。或者毋宁说，就像在老实人的店铺中一样：爱丽丝在其中体验了“空架子”与“一直在空架子上引人注目的事物”、没有占有者的位置与没有位置的占有者之间的互补性。“最奇特的”（最奇怪的：最不完整的、最不齐全的）是，“每当爱丽丝固定任意一个空架子来准确计算它所承载的东西时，尤其是这个空架子一直是完全空着的，周围的其他空架子却满得快要爆裂”。这里的东西消失了，她最后以哀怨的语调说道，大约一分钟后，她开始徒劳地追求“一件时而像玩具娃娃时而像工具箱一样引人注目的巨大事物，且它总是处于她注视的架子之上的架子上……我要随着她往上瞧，一直到最高的那个架子。我猜想她将会犹豫不决地穿过天花板！”然而，即使是这个计划失败了：“那件东西尽可能平静地穿过天花板，好像它长久以来就习惯了这样做。”

具有大量分叉的系列，它们被混合词所调整，如有必要就被先前类型的秘传词所建构。混合词本身确实是新型的秘传词：人们首先通过说混合词缩合几个词和包含着几种意义（frumiex=fumant[冒烟的]+furieux[狂怒的]）来界定混合词。但整个问题是弄清楚混合词何时变得必不可少。因为人们总是能找到混合词，人们这样就能解释几乎所有的秘传词。由于善意，也由于任意性。但事实上，混合词只有在它与一种它被认为指称的秘传词的特殊功能相符时才有必要被建立、被形成。

在著名的《炸脖龙》（Jabberwocky）中，大量的词勾画出一种幻想的动物学，但未必就形成混合词：例如toves（blaireaux[獾]-lézards[蜥蜴]-tire bouchons[开塞钻]）、borogoves（扫帚鸟[oiseaux-bal ais]）、raths（绿猪）或动词outgribe（beugler[拉直嗓子唱]-éternuer[打喷嚏]-siffler[嘘嘘作响]）。最后，例如归摄两个异质系列的秘传词未必是混合词：我们刚刚认识到归摄的这种双重功能充分被Phlizz、chose、cela等类型的词所实现。

一个结构无论如何都包含着两种与基本系列相对应的那些奇点的分配。这就是为什么将结构与事件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结构包含着对理想的事件的记录，即结构内部的整个故事（例如，如果系列包含着各种“人物”，那么故事就会把那些与两个系列中人物之间的相对位置相对应的所有奇点连接起来）。3.两个异质系列向着一个悖论性的、作为它们“微分者”（différentiant）的元素收敛。就是这个“微分者”才是奇异性发射的原则。这个元素并不属于任何系列，或者毋宁说同时属于两个系列，并不停地通过它们进行流传。因此，它的特性是一直相关于自身被移位，“缺失它自己的位置”、它自己的同一性、它自己的相似性、它自己的平衡。它作为过剩出现在一个系列中，但只要它同时作为不足出现在另一个系列中。不过，如果它在一个系列中处于过剩之中，那是以空格的名义；如果它在另一个系列中处于不足之中，那是以多余棋子的名义或是以没有空格的占有者的名义。它同时是词与对象：秘传的词、公开的对象。
它具有的功能如下：将两个系列相互连接起来，在彼此之中反思它们，使它们沟通、共存与分叉；把那些与“错综复杂的故事”中的两个系列相对应的奇异性连接起来，确保一种奇异性之分布向另一种奇异性之分布的过渡，总之引起奇点的再分配；将它在过剩之中出现的那个系列规定为能指的，将它相关地在不足之中出现的那个系列规定为所指的，而且尤其确保意义在两个系列（能指系列与所指系列）中的给予。因为意义并不与意指本身混淆起来，但它是被赋予的东西，以便规定能指本身与所指本身。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如没有系列、没有每个系列的各个项之间的关系、没有与这些关系相对应的奇点就不会有结构；但尤其是，不具有使一切运行的空格就不会有结构。

只把人类的“重要的”游戏与次要的游戏对立起来是不够的，只把神的游戏与人的游戏对立起来也是不够的，应该想象其他一些表面上甚至不适用的原则，游戏在其中变得纯粹起来。1.没有预先存在的规则，每次投掷都发明规则，都对它自己的规则产生影响。2.远非将偶然划分为许多有实际区别的投掷，全体投掷都肯定着整个偶然，并不断地在每次投掷上使偶然发生分叉。3.投掷因此在实际上、点数上没有区别。它们在质上有区别，但它们全都是一种唯一且相同的投掷的各种定性形式，它们在本体论上是一。每次投掷本身都是一个系列，不过是发生在一种比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小值更小的时间之中；与这一系列性的最小值相对应的是奇异性的分配。每次投掷都发出奇点，例如骰子上的点。但全部投掷都被包含在随机点中，即通过所有系列、在一种比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大值更大的时间中不断进行移位的唯一投掷（lancer）。各投掷彼此相关地相继发生，但它们总是相关于这个改变规则的点同时发生，这个点随着它在每个系列的整个长度上引起偶然性而调配相应的系列，并使之发生分叉。唯一投掷是混沌，其中的每次投掷都是个碎片。每次投掷都导致奇异性的分配、星丛。但这不是分割一个介于那些符合假设的固定结果之间的封闭空间，而是一些在唯一且未分割的投掷行为的开放空间之中进行分布的动态结果：游牧式的而非定居式的分配，奇异性的每个系统在其中与其他系统进行沟通，并彼此产生共振，与此同时还被其他系统所包含，且在最重要的投掷中包含其他系统。这是问题与疑问的游戏，不再是范畴与假设的游戏。

4.这样一种无规则、既无胜利者又无失败者、还不负责任的游戏，例如技巧与偶然在其中不再相互区别的天真者的游戏与会议式竞赛，似乎不具有任何实在性。此外，它也不会让任何人高兴。这当然不是帕斯卡尔式的人的游戏，也不是莱布尼茨式的上帝的游戏。在帕斯卡尔的教诲性赌注中竟然存在着欺骗性！在莱布尼茨的经济组合中竟然存在着糟糕的投掷！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作为艺术品的世界。我们所谈论的理想游戏不可能被人或神变成现实。它只能被思考，还只能作为无意义被思考。但恰恰就是如此：它是思维本身的实在性。它是纯粹思维的无意识。正是每种思维在一种比意识上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小值更小的时间中形成系列。正是每种思维发射奇异性的分配。正是所有思维在一种有长度的思维中进行沟通，使得游牧式分配的所有形式或形态都与这种思维的移位相对应，同时到处引发偶然性并使每种思维发生分叉，为了“所有次”而“在一次中”汇集“每一次”。因为肯定所有偶然、把偶然变成肯定的对象，这只有思维才能做到。而且，如果人们不在思维中尝试着玩这种游戏，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人们尝试着产生一种不同于艺术品的结果，那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被产生出来。因此，这是留给思维与艺术的游戏，其中只不过有对于那些懂得如何玩这种游戏的人而言的胜利，即肯定偶然并使偶然发生分叉，而不是为了控制偶然、为了打赌、为了获胜来分隔偶然。这种游戏，只有在思维中才存在，除了艺术品不再有其他结果，它也是思维与艺术变成现实且扰乱世界的现实、道德和经济所凭藉的东西。

在一种情况中，现在是整体，过去与未来只显示出两种现在之间的相对差异，其中一种是具有较小广延性的现在，另一种是其收缩对更大广延性产生影响的现在。在另一种情况中，现在是虚无，是纯粹的数学瞬间，是表达现在在其中被划分的过去与未来的理性存在。总之，存在着两种时间，其中一种只由嵌套的现在构成；另一种仅仅被分解为延长的过去与未来。其中一种总是确定的、能动的或被动的，另一种是永远不定的，是永远中性的。其中一种是周期性的，度量着物体的运动，并取决于那限制它和填充它的质料；另一种则是表面上纯粹的、非物体性的、不受限制的直线，是空洞的、独立于任何质料的时间形式。《炸脖龙》中的一个秘传词沾染着两种时间：wabe（按照亨利·帕里索的观点是“l'alloinde”）。因为，在第一种意义上，wabe应该基于动词swabe或soak来理解，是指雨水浸泡过的、围绕着日晷仪的草坪：这是可变的、活生生的现在之物理性的和周期性的柯罗诺斯。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前后都延伸得很远的林荫路，即way-be，“前路漫长，后路亦漫长”：这是展开的、非物体性的艾翁，它在摆脱它的质料、同时在过去与将来的两个方向上逃逸时变得自主起来，甚至雨水在其中按照《西尔维与布鲁诺》的假设水平落下。不过，这种具有直线和空洞形式的艾翁是效应-事件的时间。正如现在度量着事件的时间性实现，即它在起作用的物体的深处的化身、它在事物状态中的混合，正如事件自为地且在其无动于衷、不可穿透性中并不具有现在，但事件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后退和前进，成为双重疑问的永久对象：将要发生什么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恰好是纯粹事件的令人焦虑的层面，事件一直是且完全同时是刚刚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某种事物，从不是正在发生的某种事物。人们从中感觉那个刚刚发生的x是“短篇小说”（nouvelle）的对象；总是要发生的x是“故事”（conte）的对象。纯粹事件是故事与短篇小说，从不是时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是符号。

悖论性元素在两种前述的形态下是无意义。但常规法则并不完全反对这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反而使那些富有意义的规范词服从这些并不适用它们的法则：任何规范名称都具有一种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的意义，后者应该规定着那些被其他名称所填补的各种析取。只要这些富有意义的名称服从这些法则，它们就接受意指的规定性。意指的规定性与法则不是一回事，但却来自于法则；它将名称（即词与命题）与概念、特性或类别联系起来。由此，当逆退式法则表明一个名称的意义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时，这些不同程度的名称从意指的视角看就参照了不同“类型”的类别或特性：任何特性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施加影响的特性或个体更高级的类型，而且任何类别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所包含的对象更高级的类型；集合从此不能自身包含元素，也不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元素。同样根据析取法则，意指的规定性说明了分类得以产生所相关的特性或项并不属于任何相关于它而被归类的同类群：一个元素不可能是它规定的次集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是它预设其实存的集合的一部分。因此，与无意义的两种形态相对应的是荒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被界定为“被剥夺了意指”，而且还建构着各种悖论：自身作为元素而被包含的集合、划分其假设的集合——所有集合的集合——的元素以及“军队的理发师”（barbier du régiment）。因此，荒诞有时在逆退式综合中是形式层面的混杂，有时在析取综合中是恶性循环。意指的规定性的好处就在于产生不矛盾律和排中律，而非这两者是现成被给予的；悖论本身在那些被剥夺了意指的命题中则导致矛盾或包含的发生。也许应该从这个视角来考虑斯多亚学派有关命题的联系的某些构思。因为，当斯多亚学派对“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或“如果这个女人不得不有奶，那么她就生过孩子”等类型的假设性命题如此感兴趣时，评论者们肯定有理由令人想起问题在此不是一种在词的现代意义上的物理结果或因果性的关系，但他们也许错误地从中看到同一性关联下的一种简单的逻辑结果。斯多亚学派给假设性命题的构成成分编过号：我们可以把“天亮”或“生过孩子”看作是意指比它们施加影响的东西（“天亮”“有奶”）更高类型的特性。命题之间的联系既不可化约为分析论的同一性，也不可化约为经验论的综合，但属于意指的领域——以致于矛盾不是在一个项与它的对立面的关系中被孕育，而是在一个项的对立面与另外的项之间的关系中被孕育。根据假设性向合取性的转换，“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意味着白天而天没亮是不可能的：也许因为“白天”就应该是它所假设的一个集合的元素，而且属于相关于它而被分类的那些群中的一个群。

结构主义最终在哲学上且对整个思想而言的重要性可基于这一点来衡量：它移动了边界。当意义的观念接替了有缺陷的本质时，哲学的边界似乎处于那些将意义与新的超越性（上帝的新化身、变形的天）联系起来的人与那些从人与人的深渊（新近被挖掘的、隐蔽的深度）中寻找意义的人之间。论述雾天（柯尼斯堡的天空）的新神学家与论述洞穴的新人文主义者以作为意义之秘密的人-上帝或上帝-人的名义占据着舞台。有时很难区分他们。但是，如今使区分成为可能的首先是我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话语感受到的厌倦，人们在这种话语中会问是驴骑人还是人骑驴、人骑自己。然后我们感觉到一种对意义施加作用的、纯粹的反意义；因为，不管怎样，无论天地，意义都被阐述为原则、储藏库、储备物、起源。作为天之原则，有人说它基本上是被遗忘的或被遮蔽的；作为地之原则，有人说它是深深被涂抹的、迂回的、错乱的。但在涂抹和遮蔽下，有人要求我们重新找到和恢复意义，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理解的上帝中，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探查的人中。因此，令人愉快的是如今好消息引起反响：意义从不是原则或起源，它是被生产的。意义既不是有待发现、恢复的，也不是有待再利用的，而是有待被新机制生产的。它不属于任何高度，它也不处于任何深度，而是表面的效应，与表面及其自己的维度分不开。不是因为意义缺乏深度或高度，毋宁说是高度和深度缺乏表面，缺乏意义，或者只因一种假设意义的“效应”才具有意义。我们不再自问宗教的“原始意义”是在于人类欺骗过的上帝还是在于上帝形象中被异化的人类。例如，我们并没有在尼采的著作中寻找一个颠倒或超越的先知。如果有一个作者——只要上帝之死（禁欲理想从高处跌落）对他而言被人性的虚假深度、内疚意识和愤恨所补偿就没有任何重要意义，那么这个作者的确就是尼采：他将他的发现带到别处，带进格言和诗歌中，格言和诗歌既不会使上帝也不会使人说话，它们是通过确立有效的理想游戏来生产意义、测量表面的机器。我们并没有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人性深度和起源意义的探索者，而是寻找无意识机制的神奇发现者，意义通过无意识被生产，总是按照无意义被生产。不是在神的共相或人的个性中，而是在这些比我们自己更属于我们的、比诸神更神圣的奇异性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有效性找到场所，同时具体地激活诗歌与格言、持久的变革与局部的作用，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有什么官僚主义的东西存在于这些实为大众和诗歌的幻想机器中？只要我们一点点消失，只要我们能在表面上，只要我们像鼓一样绷紧皮肤，“伟大的政治”就足以开启。有一种空格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为了上帝；有一些奇异性既不是来自一般也不是来自个别，既不是人称的也不是全称的；所有一切都被流传、回声、事件所贯穿，而流传、回声、事件比人类从未梦想的、上帝也从未构想的东西更富意义、更自由、更有效。促使空格流传，而且促使前个体的、非人称的奇异性言说，简而言之是生产意义，这就是今日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