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悖论系列5：意义
不过，既然意义不仅仅是将事物与命题、名词与动词、指称与表达相对立的二元性的两个项之一，既然意义也是两个项之间差异的边界、边刃或连接，既然意义支配着一种属于它的、意义在其中被反思的不可穿透性，那么意义本身就必须在这次是内部的各悖论的新系列之中展开。
后退或无限增殖的悖论。当我指称某物时，我总是假定意义已经在此被理解。正如柏格森所言，人们不是从声音到影像、从影像到意义：人们“一下子就”被安置在意义中。为了启动那些可能发生的指称，甚至为了思考这些指称的条件，意义就像我已经被安置在其中的领域一样。我一开始说话，意义就一直被预设；没有这一预设，我就不能开始。换言之，我从未说出我所说的话的意义。但反之，我一直能把我所说的话的意义当作我转而不会说出其意义的另一个命题的对象。我因而进入前提的无穷后退。这一后退同时证明说话者最大的无能与语言的最高力量：我无力说出我所说的话的意义，同时无力说出某物及其意义，但也有针对词进行言说的语言的无限能力。总之，鉴于一个指称事物状态的命题，人们可以一直将其意义视作另一个命题的被指称物。如果人们约定将命题视作名称，那么任何指称对象的名称看来都能自身变成指称其意义的新名称的对象：鉴于n1诉诸指称n1的意义的n2，n2诉诸指称n2的意义的n3，等等。对于其中的每个名称来说，语言应包含着一个针对此名称之意义的名称。
中性的悖论或本质上第三状态的悖论。该轮到第二个悖论必然要将我们抛进第三个悖论了。因为作为命题之复象的意义如果对肯定和否定无动于衷，意义如果不是能动的，也不是被动的，那么任何命题样式都不能影响意义。对于那些从质、量、关系或模态的视角形成对比的命题而言，意义严格保持同一。因为所有这些视角关系着指称，并关系着指称经过事物状态的实现或完成的各个方面，但不关系着意义或表达。首先是质、肯定与否定：根据意义相关于被指称物的实存而言的自律，“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14世纪就是奥特库尔的尼古拉的幻想式悖论，即谴责的对象：意义彼此相同的矛盾（contradictoria adinvicem idem significant）。
其次是量：所有人都是白色的，没有人是白色的，某个人不是白色的……再次是关系：意义对于被颠倒的关系而言应该保持同一，因为关系就意义而言总是在两个方向上被同时确立，只要意义促使生成-疯狂的所有悖论重新出现。意义总是双重的意义，而且对存在着关系的良知（bon sens）这一点不予考虑。事件从不是彼此的原因，但融入准因果性的关系，即非实在的、幽灵似的、不断地转回两种意义的因果性。既不是同时也不是相关于同一事物，我才更年轻和更衰老，而是同时且经由同样的关系，我才变得如此。因此，数不清的例子布满了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人们从中看到“猫吃蝙蝠”和“蝙蝠吃猫”、“我说我所思”和“我思我所说”、“我喜欢有人给我送的东西”和“有人给我送我喜欢的东西”、“我睡觉时呼吸”和“我呼吸时睡觉”，这些句子都具有一种唯一且相同的意义。直到《西尔维和布鲁诺》中的那个最终例子，其中承载着命题“所有人都喜欢西尔维”的红首饰和承载着命题“西尔维喜欢所有人”的蓝首饰是一种唯一且相同的首饰的两个方面，根据生成的法则，人们除了它自身之外从未能更喜欢它（从自身选择事物）。
荒诞或不可能的对象的悖论。这种悖论还引起另一个悖论：指称矛盾对象的诸命题本身就具有意义。然而，它们的指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实现；而且它们不具有可界定这种实现的可能性种类的任何意指。它们不具有意指，就是说它们是荒诞的。不过它们也具有意义，荒诞与无意义这两种观念不应被混淆起来。这是因为不可能的对象——圆的方形、无广延的质料、永动机、无谷山等——在存在的外部是“没有故乡”的对象，但它们在外部有确切的、区别性的位置：它们来自“超存在”，即在事物状态中不可能被实现的、理想的纯粹事件。我们应该将这种悖论叫作迈农的悖论，而迈农知道如何从中获得最美丽的、最引人注意的效应。如果我们区分两类存在——作为指称之质料的实在之存在和作为意指之形式的可能之存在，那么我们还应该增加这样一种超存在：它界定着一种为实在、可能与不可能所共有的最低限度。因为矛盾律被应用于可能与实在，但不被应用于不可能：不可能是被化约为这种最低限度的、这般在命题中持存的超-实存物。
刘易斯·卡罗尔因此用四个无限移位的名词性实体来形成这种后退。这就是说，他分解每个对子，凝结每个对子，以便从中抽出一个补充对子。我们将考虑这是为什么。但我们可以满足于一种向着两个交替项的后退：指称某物的名称和指称这前一个名称之意义的名称。向着两个项的这种后退是无限增殖的最低条件。
这种更简单的表达出现在《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一个片段中，其中公爵夫人一直在寻找那应该从任何事物中提取的道德教训或道德寓意。至少可从任何事物中提取，只须是命题即可。因为，当爱丽丝不说话时，公爵夫人就处于不利地位：“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心事，这使得你忘记谈话啦。眼下我还不能告诉你这件事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一会儿工夫就会想起来的。”但爱丽丝一说话，公爵夫人就找到了道德教训。“那场槌球游戏现在进行得比较顺利了，”爱丽丝说。——“果然如此，”公爵夫人说。“而其中的教训是——‘哦！是爱，是爱，使这个世界运行不衰！’”——“有人却说，”爱丽丝喃喃低语说，“那是每个人干好自己的事才能这样的！”——“啊，不错！意思几乎是一样的，”公爵夫人说，“好的，这几乎是一回事……这里的教训是：‘意义小心照顾，声音不费工夫’。”关键不在于这整个段落中句子彼此之间的观念联想：每个命题的道德教训就在于指称第一个命题的意义的另一个命题。使意义成为一个新命题的对象，就是在命题激增的那些条件中“小心照顾意义”，“声音留心自身”。意义的逻辑与伦理学、道德教训或道德寓意之间的深刻联系的可能性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