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悖论系列4：二元性
第一组重要的二元性是有关原因与效应、物体性事物与非物体性事件的二元性。但就效应-事件并不实存于那些表达它们的命题之外来说，这种二元性被延展到事物与命题、物体与语言的二元性。因此就有了某种贯穿刘易斯·卡罗尔的所有作品的抉择：吃或说。在《西尔维与布鲁诺》中，抉择是“事物的片段”或“莎士比亚的片段”。在爱丽丝的加冕晚餐中，抉择是吃有人送给你的东西或者被送给有人吃的东西。吃、被吃，这是诸物体的运作模式、它们在深处进行混合的类型、它们的能动与被动、它们在彼此中共存的方式。但是，说是表面的运动、理想的属性或非物体性的事件。有人问什么是最严重的：是说食物还是吃词语？爱丽丝在食物的困扰中经受着那些有关吸收、被吸收的噩梦。她察觉到她听到的诗歌是关于可食用的鱼。如果有人要谈到食物，该怎么避免在不得不充当食物的人面前进行谈论呢？因此便有了爱丽丝在老鼠面前说的那些蠢话。怎么禁止自己吃有人被迫送给的布丁？不仅如此，背诵的词语歪歪斜斜地出现，好像被物体的深度所引诱，伴随着口头上的幻觉，就像人们在语言混乱、伴随着暴躁的口述行为的那些疾病中所看到的那样（把一切都带给嘴，吃任何东西，把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响）。“我敢肯定这不是原文。”爱丽丝在概述那谈论食物的人的命运时说道。但吃词语却恰恰相反：人们将物体的运作提升到语言的表面，人们在罢黜物体的旧有深度时激发物体，哪怕在这种冒犯中使所有语言遭受危险。在这种冒犯中，种种混乱这次来自表面，是旁侧的，从右向左展开。口吃取代蠢话，表层的幻象被深度的幻觉取代，快速滑动的梦取代艰难的隐匿和吃喝的噩梦。因此，完美的、非物体性的和厌食的小女孩，完美的、口吃的和左撇子的小男孩，必须摆脱他们实在的、贪吃的、暴食的和说蠢话的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很多诗歌中目睹了两个同时发生的维度的自主展开，一个维度诉诸那些总是可消费的被指称对象或消费的接收者，另一个诉诸那些总是可表达的意义，或至少诉诸那些承载着语言与意义的对象，两个维度只会收敛到一个秘传词、一种不可识别的某物之中。因此便有了蛇鳖（Snark）的叠句：“你用套环搜索过它，他们细心搜索过它/他们用叉子和希望追踪它”——其中套环和叉子与被指称的工具有关，但希望和细心与意义和事件的考量有关（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中的意义经常被呈现为人们所应“留心”的这种东西，即基本“细心”的对象）。怪僻词蛇鳖是永远被延长的、同时被两个系列勾画出的边界。更具典型意义的是《西尔维与布鲁诺》中那首令人赞赏的园丁之歌。每个唱段都使截然不同类型的、呈现给两种不同注视的两个项发挥作用：“他以为他看见了……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整个唱段由此展开两个异质系列，一个由那些消费的或可消费的动物、存在物或对象构成，可按照可感的、声音的物理性质来描述它们，另一个由那些极具象征性的对象或人物构成，它们被逻辑属性或偶尔被双亲称呼所界定，而且它们承载着事件、新闻、讯息或意义。在每个唱段的结尾，园丁都会描绘一条令人伤感的、由两个系列彼此延展的小径；因为我们得知这首歌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只大象
在练习吹笛子，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他妻子的来信。
“最后我认识到，”他说，
“生活的苦涩……”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只信天翁
绕着灯拍打着翅膀，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一枚一便士的邮票。
“您最好回家，”他说，
“夜晚太潮湿……”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个论据
可证明他是教皇，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一条有纹理的石皂，
“一个这么恐怖的事件，”他虚弱地说道，
“熄灭所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