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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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系列18:哲学家的三种形象

哲学家既通俗又与科学有关的形象似乎是被柏拉图主义确定下来的:一个攀登上升的人,他来自洞穴,他上升得越多,他就越得到更多的提升和净化。在这一“上升心理”中,道德与哲学、禁欲理想与思想观念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哲学家在云端的通俗形象取决于这一点,而且哲学家的科学家形象也取决于这一点,根据这后一种形象,哲学家的天空是可理解的天空,它没有让我们离开大地,因为它包含着大地的法则,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切都发生在高度上。(即便这是个人在道德法则的天空中的高度。)当有人问“是什么在思想中被定位?”时,思想本身似乎预设了它得以展开所依据的轴线与定位,思想似乎在有历史之前先有地理,思想似乎在建构系统之前勾勒不同的维度。高度是柏拉图主义特有的东方。哲学家的操作因此被规定为上升、皈依,就是说被规定为转向其所来源的高处的原则(principe d'en haut)的运动和借助于这样一种运动来规定自身、填充自身和认知自身的运动。人们将不会比较哲学与疾病,但存在着哲学特有的疾病。理念论是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先天性疾病,而且随着它一系列的上升与下降,理念论甚至是哲学的躁郁症形式。躁狂症激发和引导着柏拉图。辩证法是理念的逃逸(l'Ideenflucht);正如柏拉图所谈及的理念,“理念逃逸或消失……”而且,甚至在苏格拉底之死中,有某种抑郁自杀的东西。
尼采怀疑过这种以高处为依据的定位,而且他问过,假使这种定向远没有再现哲学的实现,那么是否毋宁说它就不是苏格拉底开启的蜕化和歧途。由此尼采重新质疑了思想定位的整个问题:难道不正是根据其他维度,思考行为才在思想中被孕育和思考者才在生命中被孕育?尼采掌握着一种他发明的方法:不应该满足于传记和目录索引,而应该抵达生平轶事与思想格言同一的秘密点。这就像意义一样,一方面意义被归因于生命的状态,另一方面意义在思想命题中坚持存在。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的维度、时间与地点,有从未缓和的冰川地带或酷热地带,即充满异国情调的整个地理学,它显示着思考样式的特征,也显示着生命风格的特征。也许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精彩的篇章中预感到了这种方法:找到那些与生命有关的格言,它们也是思想的轶事——哲学家的姿态。

恩培多克勒与埃特纳火山的故事就是一则哲学轶事。它与苏格拉底之死一样有价值,但它确实在另一种维度上起作用。这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没有走出洞穴,他反而认为人们在其中被卷入得不够充分或被吞没得不够充分。在提修斯的故事中,他所拒绝的是线团:“您的上升道路,把您引向外面、引向幸福与美德的线团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意义……?您想借助这一线团拯救我们吗?至于我们,我们恳切地请求:用这个线团把您自己吊起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把思想置于洞穴中、把生命置于深度中。他们探查水与火。正如恩培多克勒打碎雕像一样,他们用锤子做哲学,也就是用地质学家、洞穴学者的锤子。在水与火的洪流中,火山仅仅吐出了恩培多克勒唯一的东西——他的铅制凉鞋。与柏拉图式的灵魂的翅膀相对立的是恩培多克勒的凉鞋,后者证明了他属于大地,他在大地之下,并且他是原地生成的。与柏拉图式的翅膀的拍打声相对应的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锤子的敲打声。与柏拉图的皈依相对应的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颠覆。被嵌套的深度在尼采看来是哲学的真正定位,是在未来哲学中应该被复活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发现,伴随着一种也是思想的生命的全部力量或一种也是物体的语言的全部力量。“在每个洞穴后面都有另一个更深的洞穴,应该有另一个更深的洞穴,在表面之下都有一个更广阔、更奇异、更丰富的世界,在任何根基下面、在任何基础之外都有一个深渊。”起初是精神分裂症:前苏格拉底主义是哲学特有的精神分裂症,是在身体与思想中被挖掘的绝对深度,后者使荷尔德林先于尼采懂得发现恩培多克勒。在恩培多克勒的著名轮换中、在爱与恨的互补性中,我们一方面遭遇了憎恨的身体、被分成几块的滤器-身体、“没有脖子的头、没有肩的胳膊、没有前额的眼睛”,另一方面我们遭遇了荣耀的和没有器官的身体,“碎片的形式”,没有肢体,没有声音也没有性别。同样,狄奥尼索斯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两副面孔,他敞开的和被撕裂的身体,他的无动于衷的和无器官的身体,这是被肢解的狄奥尼索斯,也是不可穿透的狄奥尼索斯。

犬儒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反对柏拉图的玩笑数不胜数:问题始终是废黜理念和指出非物体不是在高处,而是在表面,非物体不是最高原因,而尤其是表面效应,非物体不是本质,而是事件。在另一方面,有人将指出深度是一种助消化的幻觉,后者完成理想的视觉性幻觉。实际上,这种狼吞虎咽、这种对乱伦的辩解、这种对同类相食的辩解是什么意思?当这后一个主题为克里西波斯和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所共有时,第欧根尼·拉尔修并没有为克里西波斯提供任何解释,但他为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在他看来,无论是从神庙里偷东西,还是吃任何动物的肉,都不是荒诞不经的事,甚至吃人肉也不是什么邪恶的事——这从一些外邦人的习俗中显示得非常清楚。他还说,通过正当的推理可知,万物彼此互含,相互渗透。在面包里有肉,在蔬菜里有面包;而其他物体则通过某种看不见的通道和分子渗透并以气体的形式结合到它们当中。他在《提俄斯特斯》一书中阐明了这种理论——如果这部悲剧真的是他的……”这个也与乱伦具有同等价值的论题证实了一切在物体的深度中都是混合物;不过没有一些据以判断此混合物而非彼混合物可能为坏的规则。与柏拉图所相信的相反,对于混合物而言没有一种居于高处的度量,即没有可界定好坏混合物的理念组合。与前苏格拉底哲学相反,没有更多的内在尺度能够确定混合物在自然(Phusis)深处的秩序和级数;任何混合物都与相互渗透的物体和共存的诸部分具有相同的价值。混合物的世界如何不可能是一切在其中都被许可的黑暗深度的世界?
克里西波斯区分了两种混合物:一是改变物体的、不完美的混合物,一是使物体未受损害并使物体在其所有部分中共存的、完美的混合物。毫无疑问,物体原因之间的统一性界定着一种完美的、液态的混合物,其中一切都恰当地处在宇宙性现在之中。但在它们受限制的现在的特殊性中被捕捉的物体没有根据它们的因果关系的秩序直接相遇,这种秩序只对整体有意义,同时也考虑到全部组合。这就是任何混合物都可被说成好或坏的原因:它在整体的秩序中是好的,但在局部相遇的秩序中是不完美的、坏的,甚至是极坏的。

智者从表面上发现什么?纯粹事件,从它们的永恒真理中被把握的纯粹事件,就是说从作为它们的基础的实体中被把握的纯粹事件,独立于它们在事物状态的内部中的时空实现。或者,同样的是发现纯粹的奇异性,即在其随机元素中被把握的奇异性的发射,独立于使奇异性具体化或实现奇异性的个体和人称。幽默的这一冒险、高度与深度为了表面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双重废黜,首先是斯多亚学派智者的冒险。但是,后来且在另一种语境中,这也是禅宗的冒险——反对婆罗门教的深度与佛教的高度。著名的问题-测验、问-答、公案(koan),证明意指的荒诞性,指出指称的无意义。禅杖是普遍的工具、疑问的主人,哑剧和消耗是答案。回到表面,智者从中发现了对象-事件,因为一切都在建构对象-事件的实体的虚空中进行沟通,智者发现了艾翁,对象-事件在艾翁中被描绘和被展开,却从未填满虚空。事件是形式与虚空的同一。事件不是作为被指称者的对象,而是作为被表达者或可表达者的对象,这一对象从不是现在的,但始终是已经过去的和尚未到来的,由此就出现在马拉美的作品中,它具有它自己的不在场或它的废除的价值,因为这种废除(abdicatio)的确是其作为纯粹事件在虚空中的设定(dedicatio)。“假如你有一根禅杖,”禅师说,“那么我就给你一根,假如你没有禅杖,那么我就拿走它”(或如克里西波斯所言:“如果你没有失去一件东西,那么你就拥有它;然而你没有失去角,因此你有角”)。否定不再表达任何否定的东西,但仅仅与其不成对的两半一起释放纯粹的可表达者,一半始终缺少另一半,因为前者因其固有的缺陷而实现超越,即使前者因其过剩而缺少(词=x之于物=x)。人们可在禅宗的技艺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仅是绘画艺术(其中不受支撑的手腕所操控的毛笔平衡着形式与虚空,而且在偶然动作和“像头发一样的线”的系列中分配着纯粹事件的奇异性),还有园艺、花艺和茶艺、箭艺、剑艺(其中“铁器的挥动”从令人赞叹的空虚中突然出现)。通过被废除的意指和失去的指称,虚空是与其自身的无意义一起被创造的意义或事件的场所,那里只不过发生了场所。虚空本身是悖论性的元素,是表面的无意义,是作为意义的事件从中涌现的、始终被移位的随机点。“不再有应该逃避的生死循环,也不再有要获得的最高认识的循环”:虚空的天空既拒绝精神的最高思维又拒绝自然的深层循环。问题与其说触及直接(l'immédiat),倒不如说规定直接被“立即”固定为不可触及的这一场所:虚空和连同它一起的任何事件得以产生的表面、作为剑的锋刃或弓弦的边界。因此就有了无画之画、不思之思、不射之射、无言之言:完全不是在高度或深度上难以言表的东西,而是语言在其中变得可能的这种边界、这种表面,语言在变得可能时只不过激发了一种缄默的直接沟通,因为只有通过复活所有间接的、被废除的意指和指称,语言才能被言说。

对于“谁在言说?”的这个疑问,我们有时以个体进行回答,有时以人称形式进行回答,有时以分解两者的基底进行回答。“抒情诗人的自我从存在深渊的深处高呼,他的主体性是纯粹的想象”。然而还回荡着最后的回答:它否认未分化的原始基底,也否认个体和人称,而且它拒绝它们的矛盾,也拒绝它们的互补性。不,奇异性没有被囚禁在个体和人称之中,而且当人们击垮个体和人称时,人们也未跌进未分化的基底、无基底的深度。所谓无人称的和前个体的,是自由的和游牧的奇异性。比任何基底更有深度的,是表面、皮肤。这里形成一种新型的秘传语言,它本身是它自身的模型和它的现实性。生成-疯狂在其沿着艾翁的直线、永恒性上升到表面时改变形态;同样分解的自我、有裂缝的“我”、丧失的同一性在它们不再被击败时也改变形态,为了相反地解放表面的奇异性。无意义与意义摆脱了它们之间的动态对立关系,以便融入静态发生的共现,作为表面的无意义与划过表面的意义。悲剧性与反讽让位于一种新价值——幽默。因为反讽如果是存在与个体或者“我”与再现的共外延性,那么幽默也是意义与无意义的共外延性;幽默是表面与替身的技艺、游牧的奇异性与一直被移位的随机点的技艺,是静态发生的技艺,是纯粹事件的手段或者是“第四人称单数”——任何被悬置的意指、指称和表示,任何被废止的深度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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