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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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系列21:论事件

人们有时会犹豫不决地将一种具体的或诗意的生活方式称为斯多亚式的,好像一种学说的名称太过于书卷气、太过于抽象,以至于不能用来指称与创伤的最私人性的关系。但是,一些学说如果不是源自创伤与生命格言——它们是同样多的、承载着惩戒性挑衅的思辨轶事,那又源自何处呢?乔·布斯凯(Joe Bousquet)理应被称作斯多亚主义者。他在他的永恒真理中将他深深铭刻在他身体中的创伤领悟为纯粹事件,然而情况不止于此。就各事件在我们身上得到实现而言,它们期待我们和渴望我们,它们向我们示意:“我的创伤先于我而实存,我出生就是为了使其具体化”。关键是抵达事件在我们身上创造的这一意志,是生成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事物的准因——操纵者(l'Opérateur),是生产事件在其中得以反射的表面与衬里,事件重新发现自身的非物体性,且在我们身上显示着作为无人称的和前个体的事件超越一般与特殊、集体与私人而在自身中所拥有的中性光辉——世界公民。“一切都在我生命的事件中各就其位,此后我将它们据为己有;而且,经历它们就是我自己想与它们相匹敌,好像它们必须只从我这里才掌握它们所拥有的更好的和完美的东西”。

真正不道德的,是对下述道德观念的一切利用:正义、不正义、优点、错误。那么期望事件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战争发生时就接受战争、创伤和死亡发生时就接受创伤和死亡吗?很有可能的是,顺从还是一种怨恨形态,而怨恨确实拥有很多形态。假如期望事件首先就是释放出它的永恒真理,就像用它来维持的火一样,这种期望达到这样的境地:战争针对着战争被发动起来,创伤是所有创伤的鲜活痕迹和疤痕,逆转的死亡针对着所有死亡被期望。意志的直觉或嬗变。乔·布斯凯写道:“针对我对死亡的见解——意志的崩溃,我将代之以死亡的渴望——意志的神化”。从这一见解到这一渴望,没有什么东西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除了意志的变化,即一种整个身体的原地跳跃,整个身体用其有机体的意志换一种精神的意志,它现在所期望的真不是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所发生的事情之中的某种事物,与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一致的某种事物,按照晦涩的、幽默的一致性的法则:事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命运之爱才与自由人的战斗融为一体。任何事件中都有我的厄运,但也有辉煌和光芒,它使厄运干枯,并使得事件一旦被期望就在它最收缩的尖点上、在某一操作的边缘上被实现,这便是静态发生或纯洁构想的效应。事件的光芒、辉煌是意义。事件不是所发生的事情(意外之事),事件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是向我们示意和等待我们的、纯粹的被表达者。根据上述的三种规定,事件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是必须被理解、被期望、被再现的东西。乔·布斯凯还写道:“成为你厄运的手下,学习如何体现你厄运的完美与光芒。”人们不能说得再多,人们也从未说过再多:变得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相适合,因此期望和释放事件,变成他自己的事件的儿子,并由此重生,再次诞生,与他的肉体诞生断绝关系。变成其事件之子,而不是其作品之子,因为作品本身只会由事件之子所产生。
参与者并不像神一样,毋宁说是像反-神一样。神与参与者通过他们的时间解读而相互对立。人类作为过去或未来把握的东西,神在永恒现在中对之进行体验。这尊神是柯罗诺斯:神圣的现在是整个圆,而过去和未来则是与整个圆的特殊段相关的维度,这一特殊段将其余部分置于整个圆之外。相反,参与者的现在最狭小、最收缩、最即刻、最准时,它是一条不断划分线并将自身分成过去-未来的直线上的点。参与者属于艾翁:不是最深层的、最完满的现在,即展开的、包含未来和过去的现在,在此出现一种不受限制的过去-未来,后者被反射在并不比镜子更厚的空洞的现在之中。参与者再现着,但他所再现的东西一直还是未来的且已经是过去的,而他的再现是无动于衷的,而且被划分、被二分却未断裂,既未起作用,也未被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喜剧演员的悖论:他停留在瞬间,为了表演某种不断提前和延后、希望和召回的东西。

因为物理混合物只有在整体的层次上、在神圣现在的整个圆中才是公正的。然而,对于每个部分而言,存在着许多不公与丑行,许多寄生性的、食人肉的过程,这些过程也的确激起我们面对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恐惧、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怨恨。幽默与一种选择性力量不可分离:在所发生的事情(意外之事)中,幽默选择纯粹事件。幽默从吃中选择说。乔·布斯凯确定幽默-演员的种种特性:每次有必要时就毁灭痕迹;“在人类与劳作中间建立起他们在辛酸之前的存在”;“赋予瘟疫、暴政、最恐怖的战争以徒劳统治的喜剧的可能性”;总之,为每种事物抽离出“无玷污的份额”、语言与意愿——命运之爱。
为什么任何事件都是瘟疫、战争、创伤、死亡的类型?这只是意味着厄运的事件多于幸运的事件?不是,因为问题在于任何时间都具有双重结构。在每个事件之中,的确有实现的现在时刻,事件体现在事物状态、个体、人称中的时刻,有人边说边指称的时刻:哦,到时候了;而且事件的未来和过去只有根据这一确定的现在、从体现它的事件的角度才会得到评判。但另一方面还有从自身被把握的、避开现在的事件的未来和过去,因为此种事件摆脱事物状态的限制,因为它是无人称的和前个体的、中性的,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特殊的,即唯一事件……;或者毋宁说,它不拥有其他的现在,只拥有再现它的动态瞬间的现在,后者总是被二分为过去-未来,由此形成理应被称作反实现的东西。在一种情况下,正是我的生命才让我觉得它对我而言太过脆弱,才在一个在与我的确定关系中变成现在的点上进行逃离。在另一种情况下,恰恰我才对生命而言太脆弱,恰恰生命才对我而言太强大,到处抛掷它的奇异性,既与我无关,也与一个作为现在的、可规定的时刻无关,除了与无人称的瞬间有关,后者被二分为尚未到来的未来与已经逝去的过去。这种含糊性基本上是伤口和死亡、致命伤口的含糊性,没有人像莫里斯·布朗肖那样指出这一点:死亡同时是处于一种与我和我的身体的极端的或确定的关系之中的东西、在我之中被赋予根据的东西,但也是与我无关的东西(非物体的与不定的、无人称的),是在自身之中被赋予根据的东西。一方面有被实现和被完成的事件的部分,另一方面有“其完成不能实现的事件的部分”。因此有两种完成,就像实现与反实现一样。正是因此,死亡及其伤口才不是其他事件中间的一种。每个事件就像死亡一样,是复象并在其复象中是无人称的。“它是现在的深渊,是我与之无关的无现在的时间,即那种我不能冲向的东西,因为在它之中,我不会死,我被剥夺了死的能力,在它之中,人们(on)会死,人们不断地不停地死。”

只有自由人才因此能在唯一的暴力中理解所有暴力、在唯一的事件中理解所有致命事件,唯一事件不再给偶然之事留有余地,不仅揭露或罢黜个体之中的怨恨力量,而且揭露或罢黜社会中的压迫力量。正是通过传播怨恨,僭主才形成同盟者,即奴隶和仆人;只有革命者才能摆脱怨恨,人们通过怨恨分有压迫秩序,并总是从中获益。但一个唯一且相同的事件呢?提取和提纯的混合物,且它刚刚未混合地度量了一切,而不是把一切混合在一起:所有暴力和所有压迫都汇集到这个唯一事件,后者通过揭露一个暴力、一个压迫来揭露所有暴力和所有压迫(疑问的最近的或最终的状态)。“诗人愿意承担的精神病理学不是个人命运的一个不吉祥的小意外、一个个别的意外障碍。不是送奶人的卡车碾过了他的身体并让他成为残疾人,而是黑色百人团的骑兵们对维尔诺犹太人区中的先辈们进行大屠杀……他头部受到的打击不是来自街头流氓的打架,而是当警察攻击示威者们……他之所以像一个天才的聋子一样叫喊,乃因为格尔尼卡和河内的炸弹震聋了他……”。正是在所有事件都这样在唯一的事件中汇聚的动态的和确切的点上,嬗变才得以发生:在这个点上,死亡转而反对死亡,死就如同是对死亡的罢黜,死的无人称性不仅标记着我迷失于我之外的时刻,而且标记着死亡迷失于自身的时刻和最奇异的生命为了取代我而呈现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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