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悖论系列11：无意义
有人可能提出异议：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或许是一种糟糕的词语游戏——假设无意义说出它的本义，因为无意义按照定义来讲是没有意义。这种反对没有根据。所谓的词语游戏，就是说无意义有意义，而意义就在于没有意义。但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假设。当我们假设无意义说出它的本义时，我们反而想指出意义与无意义具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可能在真假关系上被复制，就是说不可能简单地被构想为一种排斥关系。这的确是意义的逻辑的最一般的问题：如果是为了在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找到一种类似于真假关系的关系，那么从真的领域提升到意义的领域又有什么用？我们已经认识到，为了按照受条件限制者的样子来将条件设想为可能性的简单形式，从受条件限制者提升到条件是多么地徒劳无功。条件与它的否定之间所具有的关系不可能同受条件限制者与它的否定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是同一类型。意义的逻辑必然注定要在意义与无意义之间设定一种内在关系的原初类型、一种共现（coprésence）的样式，通过将无意义视作一个说出其本义的词，我们只能暂时提出这种共现样式。
结构主义最终在哲学上且对整个思想而言的重要性可基于这一点来衡量：它移动了边界。当意义的观念接替了有缺陷的本质时，哲学的边界似乎处于那些将意义与新的超越性（上帝的新化身、变形的天）联系起来的人与那些从人与人的深渊（新近被挖掘的、隐蔽的深度）中寻找意义的人之间。论述雾天（柯尼斯堡的天空）的新神学家与论述洞穴的新人文主义者以作为意义之秘密的人-上帝或上帝-人的名义占据着舞台。有时很难区分他们。但是，如今使区分成为可能的首先是我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话语感受到的厌倦，人们在这种话语中会问是驴骑人还是人骑驴、人骑自己。然后我们感觉到一种对意义施加作用的、纯粹的反意义；因为，不管怎样，无论天地，意义都被阐述为原则、储藏库、储备物、起源。作为天之原则，有人说它基本上是被遗忘的或被遮蔽的；作为地之原则，有人说它是深深被涂抹的、迂回的、错乱的。但在涂抹和遮蔽下，有人要求我们重新找到和恢复意义，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理解的上帝中，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探查的人中。因此，令人愉快的是如今好消息引起反响：意义从不是原则或起源，它是被生产的。意义既不是有待发现、恢复的，也不是有待再利用的，而是有待被新机制生产的。它不属于任何高度，它也不处于任何深度，而是表面的效应，与表面及其自己的维度分不开。不是因为意义缺乏深度或高度，毋宁说是高度和深度缺乏表面，缺乏意义，或者只因一种假设意义的“效应”才具有意义。我们不再自问宗教的“原始意义”是在于人类欺骗过的上帝还是在于上帝形象中被异化的人类。例如，我们并没有在尼采的著作中寻找一个颠倒或超越的先知。如果有一个作者——只要上帝之死（禁欲理想从高处跌落）对他而言被人性的虚假深度、内疚意识和愤恨所补偿就没有任何重要意义，那么这个作者的确就是尼采：他将他的发现带到别处，带进格言和诗歌中，格言和诗歌既不会使上帝也不会使人说话，它们是通过确立有效的理想游戏来生产意义、测量表面的机器。我们并没有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人性深度和起源意义的探索者，而是寻找无意识机制的神奇发现者，意义通过无意识被生产，总是按照无意义被生产。不是在神的共相或人的个性中，而是在这些比我们自己更属于我们的、比诸神更神圣的奇异性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有效性找到场所，同时具体地激活诗歌与格言、持久的变革与局部的作用，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有什么官僚主义的东西存在于这些实为大众和诗歌的幻想机器中？只要我们一点点消失，只要我们能在表面上，只要我们像鼓一样绷紧皮肤，“伟大的政治”就足以开启。有一种空格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为了上帝；有一些奇异性既不是来自一般也不是来自个别，既不是人称的也不是全称的；所有一切都被流传、回声、事件所贯穿，而流传、回声、事件比人类从未梦想的、上帝也从未构想的东西更富意义、更自由、更有效。促使空格流传，而且促使前个体的、非人称的奇异性言说，简而言之是生产意义，这就是今日的任务。
悖论性元素在两种前述的形态下是无意义。但常规法则并不完全反对这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反而使那些富有意义的规范词服从这些并不适用它们的法则：任何规范名称都具有一种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的意义，后者应该规定着那些被其他名称所填补的各种析取。只要这些富有意义的名称服从这些法则，它们就接受意指的规定性。意指的规定性与法则不是一回事，但却来自于法则；它将名称（即词与命题）与概念、特性或类别联系起来。由此，当逆退式法则表明一个名称的意义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时，这些不同程度的名称从意指的视角看就参照了不同“类型”的类别或特性：任何特性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施加影响的特性或个体更高级的类型，而且任何类别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所包含的对象更高级的类型；集合从此不能自身包含元素，也不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元素。同样根据析取法则，意指的规定性说明了分类得以产生所相关的特性或项并不属于任何相关于它而被归类的同类群：一个元素不可能是它规定的次集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是它预设其实存的集合的一部分。因此，与无意义的两种形态相对应的是荒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被界定为“被剥夺了意指”，而且还建构着各种悖论：自身作为元素而被包含的集合、划分其假设的集合——所有集合的集合——的元素以及“军队的理发师”（barbier du régiment）。因此，荒诞有时在逆退式综合中是形式层面的混杂，有时在析取综合中是恶性循环。意指的规定性的好处就在于产生不矛盾律和排中律，而非这两者是现成被给予的；悖论本身在那些被剥夺了意指的命题中则导致矛盾或包含的发生。也许应该从这个视角来考虑斯多亚学派有关命题的联系的某些构思。因为，当斯多亚学派对“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或“如果这个女人不得不有奶，那么她就生过孩子”等类型的假设性命题如此感兴趣时，评论者们肯定有理由令人想起问题在此不是一种在词的现代意义上的物理结果或因果性的关系，但他们也许错误地从中看到同一性关联下的一种简单的逻辑结果。斯多亚学派给假设性命题的构成成分编过号：我们可以把“天亮”或“生过孩子”看作是意指比它们施加影响的东西（“天亮”“有奶”）更高类型的特性。命题之间的联系既不可化约为分析论的同一性，也不可化约为经验论的综合，但属于意指的领域——以致于矛盾不是在一个项与它的对立面的关系中被孕育，而是在一个项的对立面与另外的项之间的关系中被孕育。根据假设性向合取性的转换，“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意味着白天而天没亮是不可能的：也许因为“白天”就应该是它所假设的一个集合的元素，而且属于相关于它而被分类的那些群中的一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