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悖论系列3：命题
在这些效应-事件（événements-effets）与语言（乃至语言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系：被一些至少是可能的命题来表达或可表达、陈述或可陈述，是事件的责任所在。但命题中存在着许多关系；哪一种关系是适合表面效应、适合事件的关系？
为了从命题中辨认出三种有区别的关系，众多作者达成一致意见。第一种关系被称作指称（désigna tion）或指示（indication）：这是命题与外部的事物状态的关系（前提[datum]）。事物状态是个体化的，它包含着某个物体、物体的混合、质与量、关系。指称通过词本身与特殊的、应该“再现”事物状态的影像（im ages）之间的关联起作用。在所有那些与词（命题中的某个词）关联起来的影像中间，必须选择、遴选那些与给定的复合体相对应的影像。指称的直觉因此以“是那个”“不是那个”的形式来表达。弄明白词与影像之间的关联是原始的还是派生的、是必然的还是任意的，这个疑问还不可能被提出来。目前重要的是，命题中的某些词、某些语言小品词在任何情况下都给影像的遴选、因此也给每种事物状态的指称充当空洞形式：把它们当作普遍概念可能是错误的，正是形式上的单数（singuliers）才起到纯粹的“指称词”（désignants）或本维尼斯特所说的“指示词”（indica teurs）的作用。这些形式上的指示词是ceci（这）、cela（那）；il（无人称代词）；ici（这里）、là（那里）；hier（昨天）、maintemant（今天）等。专名也是指示词或指称词，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专名才形成物质特有的奇异性。指称在逻辑上以真假为标准、元素。真意味着指称的确被事物状态所填充，指示词被实现，或者好的影像被选择。“在所有情况中为真”意味着这种填充是针对着无数与词关联在一起的特殊影像而得以发生，却不需要进行遴选。假意味着指称不会被填充，要么因被遴选的影像的缺陷，要么是由于根本不可能产生一种与词关联起来的影像。
斯多亚学派懂得如何说明意义：既非词，亦非物体，既非可感的再现，亦非理性的再现。不止如此，意义也许是“中性的”，对特殊与一般、独特与普遍、人称与无人称完全没兴趣。它可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本性。但应该辨认出这样一种替补的层级？抑或我们应该与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一起澄清指称、表示与意指？这种论战在每个时代都会被重新发起（新堡的安德烈[André de Neufchâteau]和皮埃尔·戴利[Pierred'Ailly]反对里米尼，布伦塔诺[Brentano]和罗素反对迈农）。确实，正是揭示这第四维度的尝试才有点儿像是对刘易斯·卡罗尔的蛇鳖的猎捕。也许这第四个维度就是这场猎捕本身，而意义则是蛇鳖。那些想靠词、事物、影像与观念来满足自己的人，是很难回应的。因为人们甚至不能说清它存在的意义：它既不存在于事物之中，也不存在于精神之中，它既不具有物理性实存，也不具有精神性实存。人们至少会说它是有用的吗？人们会因为它的用处而必须接受它吗？甚至不会如此，因为意义具有一种无效的、无动于衷的和贫乏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事实上，人们只能间接地从命题的寻常维度引导我们进入的循环论证开始推断出意义。只有像人们对莫比乌斯环所做的那样劈开圆，沿着它的长度展开它、拆开它，意义的维度才会自为地显现，并显现在其不可约性之中，但也显现在其发生能力之中，由此激发命题先天的内部模型。意义的逻辑完全受经验主义启发；但恰好只有经验主义懂得如何超越可见物的实验维度而不陷入理念，而且懂得如何在被延长的、被展开的经验的边界上围捕、援用，也许制造一个幻影（fantôme）。
分不开的是，意义是命题的可表达者或被表达者，并且是事物状态的属性。意义将一面趋向于事物，将另一面趋向于命题。但意义既不混淆于表达它的命题，也不混淆于命题所指称的事物状态或质。意义的确是命题与事物的边界。意义是这样一个某物，既是超存在又是持存，它是适合持存的这种最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义才是“事件”：只要别将事件混淆于它在事物状态中的时空实现。因此，有人将会问什么是事件的意义：事件就是意义本身。事件本质上属于语言，它处于一种与语言的本质性关系之中；但语言是用来形容事物的东西。
命题的第二种关系常常被称作表示（manifesta tion）。这涉及命题与进行言说和自我表达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表示呈现为与命题相对应的欲望和信念的陈述。欲望和信念是因果推理，而不是联想。欲望是有关对象之实存或相应事物状态的影像的内在因果关系；与此相关，信念是对这一对象或事物状态的期待，因为它的实存必须被外在因果关系所产生。人们将不会由此推断出，表示相关于指称而言是次要的：表示反而使指称成为可能，而且推理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统一，联想得以从中产生。休谟深刻洞察到了这一点：在因果联想中，是“根据关系进行的推理”先于关系本身。表示的这种优先性被语言分析所证实。因为命题中存在着一些像特殊小品词一样的“表示词”（manifestants）：je（我）、tu（你），demain（明天）、toujours（总是），ailleurs（在别处）、partout（到处）等。正如专名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指示词一样，我（Je）也是基本的表示词。但是，不仅仅其他一些表示词取决于我，全体指示词也与我相关。指示或指称归摄着个体的事物状态、特殊的影像与单数的指称词；但表示词从我开始构成人称代词的领域，后者给任何可能的指称充当原则。最终，从指称到表示，一种由我思（Cogito）再现的逻辑价值的移位出现了：不再是真与假，而是真实（véracité）与欺骗（tromperie）。在对蜡块的著名分析中，笛卡尔绝不探寻什么东西继续存在于蜂蜡中（他甚至没有在这个片段中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在我思中被表示的我如何创立蜂蜡得以辨认所依据的指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