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悖论系列12：论悖论
良知的反面不是另一种意义；另一种意义只是精神的消遣，即它有趣的能动性。但作为被动的悖论发现人们不能区分两个方向，人们不能确立一种独特意义，既不是一种对于思想的严肃、劳动而言的独特意义，也不是一种对于消遣和次要游戏而言的相反意义。如果黏性促使自身加速，那么黏性将使运动物体脱离静止，不过是在一种无法预见的意义上。“哪个方向？哪个方向？”爱丽丝问道。疑问没有答案，因为是意义的本义不具有方向，不具有“良知”，但意义始终同时在两个方向上运行，在无限细分的、延长的过去-未来中运行。物理学家玻尔兹曼（Boltzmann）解释道，从过去向未来的时间之矢只有在个体的世界或系统中且相关于一种在这些系统中被规定的现在才有价值：“对于整个宇宙而言，时间的两个方向因此不可能有区别，同样在空间中也不存在上或下”（就是说不存在高度或深度）。我们重现发现艾翁与柯罗诺斯之间的对立。柯罗诺斯便是独自实存的现在，后者把过去与未来变成它的两个可被操控的维度，以便人们一直从过去走向未来，但是在现在在局部的世界或系统中相继而来的范围内。艾翁在抽象时刻的无限细分中是过去-未来，而抽象时刻不断地同时在两种意义中解体自身，同时永远避开任何现在。因为在被视作所有系统的系统或被视作异常的集合的宇宙中，没有任何现在是可确定的。与现在可被定位的线（它在个体系统中“调节”它接受的每个奇点）相对立的是艾翁线，艾翁线从一种前个体的奇异性跃向另一种奇异性，并在彼此之中重启所有奇异性，根据游牧式分配的形态来重启所有系统，每个事件在游牧式分配中已然是过去，且还是未来，多少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在那使它们进行沟通的细分中始终是前夜与翌日。
在常识（sens commun）中，sens不再被用来说方向，而是被用来说器官。人们说sens是共同的，因为正是认同的器官、功能、官能才将任意的多样性与相同的形式联系起来。常识进行辨认、确认，不亚于良知进行预测。主观上，常识归摄灵魂的多种官能或微分化的身体器官，且将它们与一种能够说我的统一性联系起来：正是一个唯一且相同的我才会感知、想象、回忆、知道等，才会呼吸、睡觉、行走、吃饭……在这个主体之外语言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主体在语言中表达自己和展示自己，并叙说他做的事情。客观上，常识归摄那被给予的多样性，并将这种多样性与对象的特殊形式或世界的个体化形式的统一性联系起来：我看到、嗅到、品尝到、触到的正是相同的对象，我感知、想象、回忆的正是相同……正是在相同的世界中，我才呼吸、行走、熬夜或睡觉，同时我按照一个规定系统的法则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即便如此，语言在它所指称的这些同一性之外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人们的确认识到良知与常识这两种力量的互补性。良知不能指定任何开端和任何结束、任何方向，它不能分配任何多样性，如果良知不会向着一个能够将这种多样与主体的同一性形式、对象或世界的持久性形式联系起来的层级来超越自身，人们就假定这个层级从头到尾都是在场的。反之，这种同一性形式在常识中仍然是空虚的，如果它不向着一个能够用在此开始在彼结束的、这样或那样的多样性来规定它的层级以超越自身，而且人们假定这个层级只要实现它的各个部分的均衡，就会一直持续。质必须同时被阻止和被度量、被赋予和被辨认。正是在良知与常识的这种互补性中，我、世界与上帝——作为方向的最终出口和同一性的最高原则的上帝——的联盟被建立起来。因此，悖论的确是对良知与常识同时发生的颠倒：一方面它显示为无法预料的生成-疯狂的两种同时意义，另一方面它显示为丧失的、不可识别的同一性的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