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悖论系列15：奇异性
意义的两个时刻，即无动于衷与发生、中性与生产力，并不像是其中一方可能被当作另一方的显像那样。事件的中性、无动于衷，事件对于内与外、个体与集体、特殊与一般等对立的规定性的冷漠，这些甚至成为一种常量，事件如无此常量就不具有永恒真理，就无法区别于它的短暂实现。之所以战役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但是在它的本质上的事件）例子，那无疑是因为战役同时以很多种方式被实现，因为每个参与者在其可变的现在之中能够在不同的实现层次上把握战役：对于那些在司汤达、雨果、托尔斯泰之间变成经典的比较亦是如此，就如同他们“看见”战役，并使他们的男主人公们看见战役。但这尤其是因为战役飞越它自己的战场，相关于其所有的短暂实现是中性的，相关于战胜者与战败者、懦弱者与勇敢者是中性的和无动于衷的，战役因为这一点而更加可怕，它从不是现在的，但始终还要到来和已经过去，因此它只有通过它本身以匿名方式激发的意志才能被把握，即这种的确应该被称为“冷漠”的意志，后者体现在一个既不再是勇敢者也不再是懦弱者、不再可能是战胜者也不再可能是战败者的战士身上，战役就是这样超然，待在事件该待着的地方，由此分有它可怕的无动于衷。战役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战士在逃跑时就被看到逃跑、他在跳跃时就被看到跳跃，注定要从事件的永恒真理的高度来考虑每次短暂实现，事件就体现在永恒真理中，哎呀，事件就体现在他自己的肉体中。战士还需要一场漫长的征服来达到这种对勇气与懦弱的超越，通过“意志的直觉”（intuition volitive）达到这种对事件的纯粹把握，就是说通过事件在他身上导致的意志，这种直觉不同于所有经验性的直觉，后者还与实现的各种类型相一致。因此，论事件的最重要著作，在这个方面比司汤达、雨果和托尔斯泰更重要，它是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ndge ofCourage），其中男主人公匿名称自己是“年轻人”或“年轻战士”。这有点像在刘易斯·卡罗尔所描写的那些战役中发生的那样，其中一阵剧烈的嘈杂声、一块黑色的和中性的巨云、一只喧闹的乌鸦飞过战斗人员，而且仅仅为了使战斗人员更不易于区分才分开或驱散他们。的确有一位战神，但在所有神中，他最无动于衷，最少被祷告穿透——“不可穿透性”、空洞的天空、艾翁。
尼采在他自己的发现中就如同在梦中一样瞥见了下列行为的方法：行走在大地上，掠过大地，跳舞，把地底怪物和天空形态遗留下的东西带回表面。但他确实被一项更深刻的、更宏伟的也更危险的工作压垮了：他在他的发现中体验到一种有关下述行为的新方法：探索基底，以独特的眼光洞悉基底，从基底辨别出无数种声音，使所有这些声音说话，哪怕他被他解释和栖住的这种深层捉住，就像这种深层从未存在过一样。他无法忍受停留在脆弱的表面上，然而他通过人与诸神曾描述过这种表面的踪迹。返回他革新的、他重新挖掘的无基底，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才以自己的方式消亡了。要么是“准-消亡”（quasi-péri）；因为疾病与死亡是事件本身，就如同应由双重因果关系审判的人一样：身体、事物状态和混合物的双重因果关系，但也有准因的双重因果关系，后者再现着非物体性表面的组织或去组织的状态。因此，尼采变得精神错乱，并死于全身麻痹，似乎是身体的梅毒混合物。但这一事件遵循的缓慢进展，这次与激发全部作品并共同激发生命的准因相关，所有这一切都与全身麻痹、视觉性偏头痛和他承受痛苦的呕吐无关，除非给它们提供新的因果关系，即一种永恒真理——不管它们的身体性实现，作品中的一种风格，而不是身体中的一种混合物。除了在这种双重因果关系之下，我们不会看到其他提出作品与疾病关系的问题的方式。
这一直是一些非凡的时刻，是哲学在其中使无基底进行言说，并发现其愤怒、无定形、盲目的神秘语言的那些时刻：波默（Jakob Boehme）、谢林、叔本华。尼采起初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是叔本华的信徒，当时他在《悲剧的诞生》中促使无基底的狄奥尼索斯说话，同时使其对立于阿波罗的神圣个体化，还对立于苏格拉底的世俗人称。这是“谁在哲学中说话？”或“什么是哲学话语的‘主体’”？的基本问题。但哪怕是使无定形的基底或未分化的深渊说话（伴随着它所有的酒醉和愤怒的声音），人们仍无法摆脱先验哲学与形而上学一样强加的抉择：除了人称与个体之外，你将不会区别任何东西……因此，尼采的发现是在别处，当时他通过摆脱叔本华和瓦格纳来探索无人称的和前个体的奇异性的世界，即他当时称作狄奥尼索斯的或强力意志的世界、自由的和不受束缚的能量。这是些不再被束缚在无限的存在的固定个体性（著名的上帝不变性）之中也不再被束缚在有限的主体的定居式界限（著名的认识限制）之中的游牧式的奇异性。这是某种东西，它既不是个体的也不是人称的，然而却是奇异的，尽管它完全不是来自未分化的深渊，但同时它从一种奇异性跳到另一种奇异性，一直掷骰子，这一掷属于一种在每一掷中总是被打碎的和被重组的同一投掷行为。这是生产意义的狄奥尼索斯机器，其中无意义与意义不再是处于一种简单的对立之中，而是彼此共存在一种新话语中。这种新话语不再是形式的话语，但更不是无形式的话语：它毋宁说是纯粹的无形式。“你将是一个怪物、一种混沌……”尼采回答道：“我们实现了这种预言。”这是这种新话语的主体，但它不再有主体，不再有人或上帝，更别说取代了上帝的人。正是这种自由的、匿名的和游牧的奇异性也确实贯穿着人、植物和动物，不管其个体化的质料和其人称性的形式如何：超人并不意味着另一回事，即所是的一切的高级类型。这是一种奇特话语，它必须革新哲学，并将意义最终不视作谓项、特性，而视作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