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个房间什么也没有，但这确实是一家精神病院。”也许我该用那片宽敞的员工停车场来加强说服力。
“得了得了，我知道你是假大夫，说的都是脚本上的话。他们连个像样的演员都请不起。制作烂，脚本烂，演员也烂。”
听人说你演的精神科医生很烂，对于减轻你的“冒充者综合征”实在没有帮助。
为了抓住一根证明自己货真价实的稻草，我向贾迈勒展示了工牌，就是八个月前在入职仪式上领到的那张。
“这也是假的，和你根本不像，照片里的那个没你这么秃。”
我脸上发热，看向布莱欣、奥马尔和其他人。他们的面部肌肉正格外努力不笑出来。
“唔，贾迈勒，我们带来了你的药。”我结巴着说。
“我才不会吃这些假药片。它们连颜色都不对。”
布莱欣向我注视，这是一个无声的信号，提醒我该向他说明另一种选择了。
“如果你不吃药片，恐怕我们就只能给你打针了。”
贾迈勒望向护士大军。再望向他们身上以高清画质记录一切的摄像头。然后望向已经看得眼熟的弯盘，里面有一只灌满药液的注射器，还有一只盛着药片的纸杯子，两样必须选一样。
我不知道哪种情形看起来更可怜：是束缚一个病人并强行给他注射，还是先关他72小时禁闭，等他身心俱疲、明白了事态的通常走向时，再让他自己弯下腰来接受注射。贾迈勒不情愿地褪下内裤，露出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一对光屁股蛋。当针头刺穿肌肤时，他的脸挤成一团，接着他就倒在了床垫上。
“谢谢你，贾迈勒。你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吗？”
“有啥好问？”他昏昏沉沉地说，“这里反正人人都扯谎。”
“你问我吧。”我说，“我肯定不扯谎。”
他缓缓从脸上拂去一根脏辫：“如果这不是一场真人秀，那难道，这是什么混蛋的社会实验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白人医生，对我们黑人做尽了医学研究。给我们都打针，我不知道打的什么，是增白剂，还是让我们生不了孩子的化学品？”
“我们真的没那么做，贾迈勒。给你注射的是抗精神病药物，目的是帮你更清醒地思考。这和种族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在这间病房里大多是黑人？病人，清洁工和食堂服务员都是。”说着他对布莱欣、奥马尔和应急小队挥了挥软绵绵的手腕，“而我见到的每一个医生，比如你和格利克大夫，都是白人？”
健康领域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两性之间，也与种族有关。有时许多心智正常的人不敢承认的事，要靠病人说出来：比如我后退的发际线，又比如现在这个疑问。贾迈勒现在说的全是令人不安的真相。
我脸上又一阵热。但这一次的情绪更深了，不单是尴尬，更多了羞耻。我不再去看小组成员以寻求支持。我也能感到没有人在笑了。
精神病学在种族问题上可谓劣迹斑斑：前有德国精神科医师与纳粹共谋优生项目，后有美国精神科医师将民权抗议者说成有病的“疯子”。在17世纪初，他们甚至想给争取自由的黑人奴隶贴上“漫游狂”（draepetomania）的标签，以此来解释他们要从奴隶主身边逃走的“奇怪”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