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中继续传来护士长翻找文书的声音，我满怀希望地在手机上打开BBC体育网站，读起了英格兰队的点球壮举。
“好，找到救护车报告了。”护士长宣布，“报告说病人身上酒气强烈……说只想死……最好的朋友昨天死了……哦，就在这儿。病人是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的，地点在圣马丁教堂的停车场。所以就是你的！”
我×。
我打开全国网上数据库Carenotes（“诊疗记录”），它好比精神病人的脸书。
“病人的NHS号是多少？”她报出编号，我敲进系统，点下“搜索”，趁老掉牙的电脑载入的时间喝了一大口茶。
屏幕上显示出了名字。是我认识的人。
如果生活是一部电影，此刻我的杯子就该失手掉下，碎瓷片以慢动作在地板上四散溅出。我多半还要发出哀号，尖叫着扯几把自己的头发。但眼下的气氛一点也不电影。我早已学会了用机器人般的职业态度吸收最极端的情绪，管它是震惊、恐惧还是悲伤。感情迟钝了，工作就容易了。
“马上过去。”我不假思索地说，然后匆匆向急诊部赶去，将那杯冒着热气的茶水留在了办公桌上，周围是其他喝了一半的茶水堆成的坟场。

“本，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就和其他医生一样，是让病人活下去。”
“让病人活下去。”我匆匆写下这几个字，又在下面画了道杠。
“如果是你当班，有病人说要自杀，你该怎么做？”
这题我会，我也相当确定考试里会出。“将病人收进医院治疗，确保病人安全。”我说。
格利克大夫皱起了眉头：“每个病人都收进来？你从哪里变出几千张免费病床？”
在她的电脑上，我看见有6万封未读邮件，同时每一分钟都有新邮件进来，许多都标了“紧急”。她的目光从收件箱飞到我身上，再飞回去，就像有人要横穿一条繁忙的机动车干道。
“你只能收治自杀倾向最强的那几个。”她继续道，“心里闪过自杀意念并不罕见，但这未必代表他们会自杀甚至想自杀。”
我心里有一部分变轻松了。对那些闯进来的烦人念头我有切身体会，有时当我站在一道悬崖顶部，或是高速列车驶近站台，我脑海中便会响起自己的声音，说跳啊……快跳！但我压根不想自杀。现在听说这并非病态，几乎可算正常，我可松了口气。

“那要怎么分辨自杀倾向的强弱？”我问。
“靠风险评估。这是精神科的家常便饭。你要观察他们说了什么，又是怎么说的。要考虑他们的精神疾病史，或者真实的自杀企图。他们进来住院是否有什么附带收益。有没有什么保护性因素或东西可能让他们活下去。”
“所以这里也有一门科学？”
“算是吧。”她说，“还有直觉。但最后真自杀的总是你最料想不到的。就算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也免不了会有病人漏网。”
这算是句安慰吧。我忽然觉得热得不行。“咱们能开扇窗吗？”
格利克大夫打量着六层楼下方的停车场。“这里的窗是打不开的，为防止有人跳下去。”
“啊？在精神科大夫的办公室里也要这样？”
“精神科大夫办公室尤其要这样。”她说。
我决心换一个话题。“我今天还可以吗？”
“我还见过更糟的。但我们来这里不是交朋友的。守住你的边界。一个好的精神科医生不会讨病人喜欢。如果你受病人喜欢，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做出艰难的决定。”

我这阵子有紧张性头痛，或许是压力、病房噪声和明亮的电脑屏幕共同造成的，于是我放了几盒止疼片到购物篮里。
“我没有权利卖给你三盒扑热息痛。”穿着公司发的抓绒外套的收银员干练地说。
我感觉疲惫，头痛欲裂。“为什么不行？”我气冲冲问她。
“超市规定。再说，你没准想今晚自杀。”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自杀的念头，此刻我望向传送带上的其他物品：一公斤装的糖泡芙（Sugar Puff），超高温灭菌牛奶，还有一大罐马麦酱，够吃十来年的。也许我这个年纪还在吃“糖泡芙”会使人警觉，但这位收银员真认为我最后一餐会吃这些奇怪东西吗？
我想告诉她：“我肯定不会今晚自杀，因为第一，我买了长保质期牛奶。”
我不情愿地交出了一盒扑热息痛。我想看她露出惊恐的表情，于是盘算着问一句能不能把药换成漂白剂或剃须刀片。
回到家时，清冷的公寓空无一人。山姆还在工坊干活。甚至一墙之隔也没有哑铃砸地或男人的闷哼与我做伴。我从购物袋里取出刚买的东西，又看了眼手机。没有消息，连老妈都没发。
根本没人喜欢你。不如把这个塑料袋套到头上？
谢谢关心，脑子兄。它有时候是会甩给我这类毫无裨益的建议，但至少我已经从格利克大夫那儿知道，我这样没问题。我在餐桌边坐下，摆好茶、吐司和马麦酱。我边吃边读起了食品包装背面的文字，这个童年就养成的习惯令我安心，它让我的心思可以在营养信息中暂做逃避。
在“完美黄油”（Utterly Butterly）的客服电话边上，一行亲切的字体写着：“想聊聊吗？”我心中真有那么一点儿想打一个电话过去。

“我一般都推荐规培医生接受心理治疗，尤其是如果他们要献身某项事业却不知道为什么。”她冲我抿了抿嘴，我觉得那是个微笑。她有点像在跟着某本指导手册照本宣科，但至少她在努力开解我了。“你要是愿意，我把我以前的治疗师介绍给你？”
“你也看治疗师？”我难掩惊讶地问道。格利克大夫看着可是坚不可摧的。
“当然。医学总会的执业准则要求我们照顾好自己，这样才能诊治病人。还有一种情况下它也有用，就是病人说疯的是你，叫你去治病，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你已经在治了。”
“可是我真的不用。”我抗议道，语气大概有点激烈过头了。我不过是不总能睡着，晚上磨牙，有时还从睡梦中大叫着惊醒罢了，就跟大伙一样。
“也许吧。”格利克大夫说，“但选这个专科总有些奇怪。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主动在职业生涯里围着别人心里的痛苦打转？精神卫生从业者本来就需要求助于同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像理发师也需要理发师。要是人人都给自己理发，那该成什么样子！”
我家的人正是给自己理发的那一类人。她说得太对了。

“谢谢你给她做了检查，血的情况还不错！”他兴冲冲地说，“有点急性肾衰竭，但也不意外，毕竟这可怜人干巴得就像一张纳税申报单。格利克大夫说，是你主动想做这一例的？”
我可绝对没这么说过。
但是我正在扮演热衷学习的规培医师，于是没有否认。
他就像电器行（Curry's）里一个亢奋的导购员，自豪地向我展示了最新型的引线、屏幕和电极。他已经开好处方单，上面写的不是药物名称和多少毫克的剂量，而是电流强度和持续时间。
“我们开始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切莱蒂大夫说。
“我问的这个大概有点蠢：ECT是怎么起效的？”
“这个谁也不知道。”他苦笑着说，“这是生命的一大谜团，但有点像是把死机的电脑关了再重启。”
哦，原来这么高科技。
“知道ECT的历史吗？”他问道。
我摇摇头。
“‘休克疗法’起源自古希腊人特别是希波克拉底的一个早期观察：发疯的人会在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有好转。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医生就开始试着靠人工手段主动引发癫痫，先是用化学品，然后用电。发展到现在，就是我们这样了。”
“哦哦，明白了。可是，唔，怎么会有麻醉医师在这儿？”
他不解地望向我说：“当然是为了实施全麻啊。你不会认为咱们要给人醒着做ECT吧？”
我不想承认，直到此刻，我对电痉挛治疗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电影《飞越疯人院》。
“最早病人确实是醒着做ECT的，但后来麻醉发展了，就可以让病人先睡过去了。”他摇摇头，又追加了句，“老天，这又不是旧社会。”我以为他要说“旧石器时代”来着。
他把机器推过苏醒室的双扇弹簧门，停在了格拉迪丝的脑袋后方，然后接入墙上的插座。

我感觉周围局促起来，我的手肘似乎撞上了病床边的其他人。我们挤得太近，我都能闻到麻醉医师呼出的咖啡味了。
“本杰明？”切莱蒂大夫叫了我一声。
我听从他的吩咐，努力稳住颤抖的双手，将电极贴到了格拉迪丝的太阳穴上。收音机里仍在传出钢琴和浪漫弦乐混出的不和谐音。接着切莱蒂大夫按下了红色按钮。
我等待着火花四溅，电力在空气中划出之字，病人双目圆睁、剧烈痉挛、紧闭的牙关咬断木勺的场面。但这些并没有发生。格拉迪丝只是把眼闭得更紧了些，仿佛是不小心冲进了洗发水。她的牙床切进了胶制牙垫。她的身子僵直了，但并未痉挛。通电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她的躯体随之在床上松弛下来。广播里的管弦也轻了下去，空气中浮起片刻宁静，接着那位古典调频音乐主持人的甜美嗓音又开始絮叨。
切莱蒂大夫打印出了一张脑电图，上面显示着格拉迪丝的脑波活动，他得意地将图纸举起来说：“看看这个，多漂亮！大伙干得好！一次完美的癫痫！”

“我知道这个房间什么也没有，但这确实是一家精神病院。”也许我该用那片宽敞的员工停车场来加强说服力。
“得了得了，我知道你是假大夫，说的都是脚本上的话。他们连个像样的演员都请不起。制作烂，脚本烂，演员也烂。”
听人说你演的精神科医生很烂，对于减轻你的“冒充者综合征”实在没有帮助。
为了抓住一根证明自己货真价实的稻草，我向贾迈勒展示了工牌，就是八个月前在入职仪式上领到的那张。
“这也是假的，和你根本不像，照片里的那个没你这么秃。”
我脸上发热，看向布莱欣、奥马尔和其他人。他们的面部肌肉正格外努力不笑出来。
“唔，贾迈勒，我们带来了你的药。”我结巴着说。
“我才不会吃这些假药片。它们连颜色都不对。”
布莱欣向我注视，这是一个无声的信号，提醒我该向他说明另一种选择了。
“如果你不吃药片，恐怕我们就只能给你打针了。”
贾迈勒望向护士大军。再望向他们身上以高清画质记录一切的摄像头。然后望向已经看得眼熟的弯盘，里面有一只灌满药液的注射器，还有一只盛着药片的纸杯子，两样必须选一样。
我不知道哪种情形看起来更可怜：是束缚一个病人并强行给他注射，还是先关他72小时禁闭，等他身心俱疲、明白了事态的通常走向时，再让他自己弯下腰来接受注射。贾迈勒不情愿地褪下内裤，露出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一对光屁股蛋。当针头刺穿肌肤时，他的脸挤成一团，接着他就倒在了床垫上。
“谢谢你，贾迈勒。你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吗？”
“有啥好问？”他昏昏沉沉地说，“这里反正人人都扯谎。”
“你问我吧。”我说，“我肯定不扯谎。”
他缓缓从脸上拂去一根脏辫：“如果这不是一场真人秀，那难道，这是什么混蛋的社会实验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白人医生，对我们黑人做尽了医学研究。给我们都打针，我不知道打的什么，是增白剂，还是让我们生不了孩子的化学品？”
“我们真的没那么做，贾迈勒。给你注射的是抗精神病药物，目的是帮你更清醒地思考。这和种族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在这间病房里大多是黑人？病人，清洁工和食堂服务员都是。”说着他对布莱欣、奥马尔和应急小队挥了挥软绵绵的手腕，“而我见到的每一个医生，比如你和格利克大夫，都是白人？”
健康领域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两性之间，也与种族有关。有时许多心智正常的人不敢承认的事，要靠病人说出来：比如我后退的发际线，又比如现在这个疑问。贾迈勒现在说的全是令人不安的真相。
我脸上又一阵热。但这一次的情绪更深了，不单是尴尬，更多了羞耻。我不再去看小组成员以寻求支持。我也能感到没有人在笑了。
精神病学在种族问题上可谓劣迹斑斑：前有德国精神科医师与纳粹共谋优生项目，后有美国精神科医师将民权抗议者说成有病的“疯子”。在17世纪初，他们甚至想给争取自由的黑人奴隶贴上“漫游狂”（draepetomania）的标签，以此来解释他们要从奴隶主身边逃走的“奇怪”渴望。

我从他身上闻到了一丝酒味，塔里克承认他的另一个好友是威士忌，因为它的麻醉效果十分可靠。“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哈？”他说，“她是个大酒鬼，最后连命都喝没了。酒就是我和她的纽带。”

从约瑟夫那里出来后，我推着自行车沿商业街走着，半路经过一家照相店，橱窗里展示着各种“精彩瞬间”：一家人在一张洁白蓬松的床上用枕头打闹；一个孩子吹熄了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没有把唾沫喷得到处都是；一个快乐的新娘穿着你能想到的婚纱和细高跟鞋走过一片玉米地。就连那些相框看起来也很假，像是胶合板和薄薄一层橡木贴面做出来的假木头。我想起了我们的全家福。那是无数张我们一起堆沙堡的幸福合照。不过在按下快门之前，老妈总是会提醒我们“笑一笑”。

我现在明白，认为可以用搬家来逃避问题的，不仅是那些拿到正式精神健康诊断的人。
“父母把一家人搬到乡下时，你是什么感受？”约瑟夫在接下来的一次治疗中问我。
“我那时大概7岁，本来很喜欢纽卡斯尔。至少还有几个朋友。但我们搬去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我妈费了很大心思想把其他孩子请到家里来玩。但平时家里还是只有我、几个弟弟还有爸爸妈妈。”
“嗯……”
“到了晚上就更难了。我们基本就是住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要不就是在房车里。到处都是尘土瓦片，一开始连个屋顶都没有，也没有中央暖气之类的东西。”
我前不久在电台上听到一项研究，说在大自然中生活能改善人的精神健康，但它没提这种生活的缺点。他们没告诉你的是，逃开城市的压力搬去荒无人烟之所，其实是更艰苦的一种生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也在半英里开外，他是个精神分裂患者，平时很少离开他那间破房子，只偶尔搭车去白金汉宫向女王讨钱。比他再远几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些农户。农业工人的自杀率在国内名列前茅，果然有一天悲剧发生，他们中有一位摄入了致死剂量的毒鼠药。从统计上看，农村地区的精神卫生问题比城市里更为普遍，酗酒、家暴也更加常见。
“那里的生活脱离社会，地理上也与世隔离。”我接着说，“方圆几英里内，没人能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常的，或者在听见大喊或尖叫的时候来照应你。”
“你说尖叫？”
此刻头顶的灯光看来就像飞碟。要是它们能照下一束光，将我从这场对话中带走，倒也不错。

“精神分裂……”电话中的女士在舌尖上摆弄着这个词，仿佛那是一块太妃糖，有把她的补牙填充物粘出来的危险。这个词也曾经使我的祖父苦恼，不知该怎么接受他的儿子、我的叔叔托马斯。

外面很冷，冬雨从炭灰色的天空落下，雨滴肥大。
“外面天气真坏啊。”我咕噜了一句。闲聊天气是为了让我自己稳定神经。
“可不是。”塔里克对外面的天气再熟悉不过。我提议他将那副无指手套摆在暖气上烘干，他谢绝了，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待会儿反正还要淋湿。

“你以前恋爱过吗？”
“埃丝特，有没有人说过你很犀利？”
“有啊，总有。我是当作赞赏听的。”她大笑着端详炉灶说，“那道菜，你想必也希望它犀利而不寡淡吧？”
“应该是吧。”我边说边搅拌着培根蛋奶酱（carbonara），心想或许我该再加点塔巴斯科（Tabasco）辣椒酱进去？
“我姐姐也像你这么随和。我妈总说她像飞了叶子，我像溜了冰。对了，你还没说你有没有恋爱过呢。”
“我真答不上来。我不是很确定什么是爱。”
对于安东，爱是最强效的抗抑郁药。对于芭芭拉，爱是飞行万里，穿一身婚纱堵到一个陌生人的门前。对于佩姬，爱人不主动联系会使她苦恼得无法自持，乃至用刀划开大腿。而对于我的父母，爱是谅解宽恕。
“好吧，莎士比亚。”埃丝特开始斟酒，“爱就是某人不在的时候，你还感觉依偎在他/她怀里似的。说穿了就是催产素。”

精神病学本来已经很难，没有客观的指标可以辅助诊断，也没有真正的治愈手段，结果它还潜藏着又一重复杂性，就是病人的叙述往往并不可靠。

当天夜里躺在床上，我脑内总是反复亮起一个不舒服的念头，就像是那种吹不灭的生日蜡烛。

“可现实和我的期待毕竟不同。你知道吗，在我的医学院录取面试上，有面试官问我打算怎么改变世界？”
约瑟夫大笑：“那人显然有救世主情节。你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人，但也不能因此放弃。我跟你讲过那个海星寓言没有？”
“好像没有。”
约瑟夫喝了口水润润嗓子，然后讲道：“一个老人在海边散步，沙滩上全是涨潮时被冲上岸的海星，他看见一个男孩正在把海星一个个地扔回海里。老人问他在做什么，男孩说：‘我在救海星。’老人呵呵一笑说：‘孩子，搁浅的海星成千上万，只凭你一个人，能救几只？’男孩拾起一只海星，轻轻投入海里：‘我救了这只。’”

奶奶已经90多岁，虽然15年前就已经无法行走，却违背医学地活到了今天。我的祖母是个坚不可摧的人。
“以后可能还要封控，我提早给你带了圣诞卡和一些花。”
“哎呀，真漂亮，是什么花啊？”她端详着长长绿茎顶端的黄色花朵，仿佛在解读象形文字。
“是郁金香啊。”
“哦，对哦。”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