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他身上闻到了一丝酒味，塔里克承认他的另一个好友是威士忌，因为它的麻醉效果十分可靠。“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哈？”他说，“她是个大酒鬼，最后连命都喝没了。酒就是我和她的纽带。”

从约瑟夫那里出来后，我推着自行车沿商业街走着，半路经过一家照相店，橱窗里展示着各种“精彩瞬间”：一家人在一张洁白蓬松的床上用枕头打闹；一个孩子吹熄了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没有把唾沫喷得到处都是；一个快乐的新娘穿着你能想到的婚纱和细高跟鞋走过一片玉米地。就连那些相框看起来也很假，像是胶合板和薄薄一层橡木贴面做出来的假木头。我想起了我们的全家福。那是无数张我们一起堆沙堡的幸福合照。不过在按下快门之前，老妈总是会提醒我们“笑一笑”。

我现在明白，认为可以用搬家来逃避问题的，不仅是那些拿到正式精神健康诊断的人。
“父母把一家人搬到乡下时，你是什么感受？”约瑟夫在接下来的一次治疗中问我。
“我那时大概7岁，本来很喜欢纽卡斯尔。至少还有几个朋友。但我们搬去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我妈费了很大心思想把其他孩子请到家里来玩。但平时家里还是只有我、几个弟弟还有爸爸妈妈。”
“嗯……”
“到了晚上就更难了。我们基本就是住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要不就是在房车里。到处都是尘土瓦片，一开始连个屋顶都没有，也没有中央暖气之类的东西。”
我前不久在电台上听到一项研究，说在大自然中生活能改善人的精神健康，但它没提这种生活的缺点。他们没告诉你的是，逃开城市的压力搬去荒无人烟之所，其实是更艰苦的一种生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也在半英里开外，他是个精神分裂患者，平时很少离开他那间破房子，只偶尔搭车去白金汉宫向女王讨钱。比他再远几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些农户。农业工人的自杀率在国内名列前茅，果然有一天悲剧发生，他们中有一位摄入了致死剂量的毒鼠药。从统计上看，农村地区的精神卫生问题比城市里更为普遍，酗酒、家暴也更加常见。
“那里的生活脱离社会，地理上也与世隔离。”我接着说，“方圆几英里内，没人能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常的，或者在听见大喊或尖叫的时候来照应你。”
“你说尖叫？”
此刻头顶的灯光看来就像飞碟。要是它们能照下一束光，将我从这场对话中带走，倒也不错。

“精神分裂……”电话中的女士在舌尖上摆弄着这个词，仿佛那是一块太妃糖，有把她的补牙填充物粘出来的危险。这个词也曾经使我的祖父苦恼，不知该怎么接受他的儿子、我的叔叔托马斯。

外面很冷，冬雨从炭灰色的天空落下，雨滴肥大。
“外面天气真坏啊。”我咕噜了一句。闲聊天气是为了让我自己稳定神经。
“可不是。”塔里克对外面的天气再熟悉不过。我提议他将那副无指手套摆在暖气上烘干，他谢绝了，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待会儿反正还要淋湿。

“你以前恋爱过吗？”
“埃丝特，有没有人说过你很犀利？”
“有啊，总有。我是当作赞赏听的。”她大笑着端详炉灶说，“那道菜，你想必也希望它犀利而不寡淡吧？”
“应该是吧。”我边说边搅拌着培根蛋奶酱（carbonara），心想或许我该再加点塔巴斯科（Tabasco）辣椒酱进去？
“我姐姐也像你这么随和。我妈总说她像飞了叶子，我像溜了冰。对了，你还没说你有没有恋爱过呢。”
“我真答不上来。我不是很确定什么是爱。”
对于安东，爱是最强效的抗抑郁药。对于芭芭拉，爱是飞行万里，穿一身婚纱堵到一个陌生人的门前。对于佩姬，爱人不主动联系会使她苦恼得无法自持，乃至用刀划开大腿。而对于我的父母，爱是谅解宽恕。
“好吧，莎士比亚。”埃丝特开始斟酒，“爱就是某人不在的时候，你还感觉依偎在他/她怀里似的。说穿了就是催产素。”

精神病学本来已经很难，没有客观的指标可以辅助诊断，也没有真正的治愈手段，结果它还潜藏着又一重复杂性，就是病人的叙述往往并不可靠。

当天夜里躺在床上，我脑内总是反复亮起一个不舒服的念头，就像是那种吹不灭的生日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