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第一部分 从我的街道开始】

我奔跑着,丝绸簌簌作响,跑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因为我相信最后一道门的存在。
但嘴唇的形状,一只苹果,一朵别在裙上的花,只有这些我获许认知,可能带走。
世界不仁不恶,不美也不残暴,始终天真地存在着,承受欲与痛。
要是在往后闪烁的遥远夜晚,苦涩不减反增,那礼物也将无用。
要是我不能穷尽我和他们的生命,直至过往的呼喊都被谱成和声。
正如斯特拉岑二手书店中高贵的扬·登博鲁格,我将夹在两个熟悉的名字间安息。
绿树掩映的古冢上方,城堡塔楼越来越小,传来几不可闻的乐声。那是莫扎特的《安魂曲》?
在静止的光中,我翕动嘴唇,也许还会为词不达意而快乐。

——《维尔诺街道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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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阅读文岑茨的书呢?我想,应该想象自己坐在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里,看着壁炉里的火焰吞没厚厚的圆木,听人讲述着远方,讲述着那里的山川和神祇,还有那些与古代诗人、哲人的邂逅。讲故事的人似乎乐在叙述本身,忘记了自己为何如此频繁地从琐碎的细节中编织出一段新的奇谈。他不想证明任何事,每当我们以为他要提出什么观点时,他似乎就失去了线索,不清楚自己目的何在了。不知不觉间,当我们渐渐放弃从包裹着主题和结论的外壳中提取它们,那被顽皮地隐藏起来的、苏格拉底式的含蓄意图才得以从故事的并置对照中显现。
不论表面看来是怎样的,文岑茨参与的其实是典型的当代论争,但他不用议论文体发表反对意见。他掌控着听众——读者,将他们带去相反的方向,然后说:“别看那边,看这边。”那就是他用来治愈他们的方式。治愈什么病症?治愈被我们每个人看作当今人类命运的东西,治愈焦虑、绝望和荒谬感,它们的真名无疑是“不信神”和“虚无主义”。不信神的人能日行千万里路,却看不见任何可以打动他的东西,而正如空间对他失去了特定的价值,时间也失去了价值;对他而言,过去隐匿在一团灰蒙蒙的尘埃中,被降格成了动作的矢量,“发展的线”;没有一座可供休憩的怡人旅店能吸引他。他的虚无主义是这样一种感觉:他失去了天上和人间两个祖国。祖国是我们爱的寄托。如果天堂失去了人类对它的一切幻想,人还能爱它吗?如果地球的疆域已变成一个抽象概念,人还能爱它吗?

——「《在记忆这一边》序言」

在文岑茨的书中出现最频繁的两个名字是荷马和但丁。他们的人格形象代表了欧洲文明的两个时期,那时人类还拥有祖国。我们并不知道荷马最后的命运如何,但丁也是在流放中度过了大半生,但在这两位诗人眼中,天国中充满了地球上丰富的图形和色彩,而且地球也并不空旷,因为上面流淌着神力的涓涓细流,拂过了神力的喁喁私语。在预言斯拉夫戏剧的未来时,密茨凯维奇将斯拉夫人看作古希腊和中世纪共同的后裔,因为他们在一切人类事务中织入了超自然和奇迹之感。在文岑茨年轻时,胡楚尔农民身上肯定还具有这一特征;在解读荷马和但丁时,文岑茨的方式不同于工业化地区的学者乃至诗人,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奇迹”解放了一向受空间限制的想象力。诸神拥有人的面孔;在林间小路上,一头动物朝我们走来,但它既是自己,也是别人——在物与象征之间是不存在距离的。通过对比,我们便会理解它的意义:自茨温利问出耶稣在圣餐礼中是实际存在还是只有象征性存在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在衡量事物抽象化的进程。那就是为何在阅读文岑茨时,我们脑中总是萦绕着一个问题:这场将我们带向缺乏,带向丧失,导致想象力或多或少脱离肉体存在的运动,它是不可逆转的吗?
按照他的惯常做法,文岑茨没有给出答案。他至多允许我们从那些母题的沉浮中,从民间故事内含的古代宗教痕迹中,从各种“形式”(forms)的漫游中,在沧桑变幻的外表之下寻觅一种原型的永恒(archetypal permanence)。再提一些让人过度焦虑的问题可能也无济于事,我们似乎更应该任由自己被那些看上去天真稚拙的仪式和咒语吸引。在他的影响下,各种各样的设想浮现在我脑海中;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强烈的“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让我们脑中充满了“阶段”“时期”等简化的、缩略的概念,后果是每个人都把责任推给他所处的“时期”,从而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技术、失落和异化。

还有一个想法:虽然针对我们身上世纪病或厌世的诊断(绝不是历史上首次)切中肯綮,但与此同时,一些合适的解决方案也由此提了出来,不是通过回归已不可能存在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历史真实性的进一步强化,直到它不再冰冷、简略而使人贫瘠,而是温暖、复杂而使人充实。在那些人类学的思考中,文岑茨有些类似弗罗贝纽斯,后者发现“文明人”因为相信天真的进化主义,完全误解了所谓“低级”“土著”文明;通过这一发现,他指出了人类学的新方向。这种天真的进化主义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们从某位名叫安妮(非常真实)的人身上就能看出来。她是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小女孩,但她已经熟谙所谓的科学成果。安妮曾说:“在我看来,浪漫主义的诗人们肯定很野蛮。”“为什么?”“因为人是猿的后代,而它们活在很久以前。”比起笑话这个女孩,我们更应该审视自己的内心。想想那场使我们超越一切前人的高度、将我们置于贫瘠高原之上的革命,在我们对它的痴迷中,是否潜藏着同一个幼稚的道理?只要有主观意愿,我们的想象力就能把宇宙空间分成但丁的天堂、炼狱和地狱三个层次——若这样断言,未免不太礼貌。然而,在对我们境遇独特性的持续抱怨之中,也有许多自我折磨和自怨自艾的成分。我们并不孤独,奇迹还没有彻底消失,因为人类就是一种奇迹的存在;如果我们需要寻找主题,那么这可能就是文岑茨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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