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如今已经不流行用文学作品对灵魂的益弊来评判它们了。然而，我得承认当今波兰文学的趋势极其有害，而我负有的责任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毕竟阅读维特基耶维奇、贡布罗维奇、姆罗热克、博罗夫斯基、安杰耶夫斯基和鲁热维奇肯定不会让年轻人积极地看待世界。那就是为什么1970年3月的一个清晨我步入伯克利的讲堂，发考卷之前，我对学生说，他们应该把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当作解毒剂来读。我还对他们简要解释，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他们会读到作者被囚禁于奥斯维辛的经历，证实他们从博罗夫斯基处得知的事；在第二部分中，他们会读到对“意义疗法”原则的阐释。之后，学生写了三个小时考卷，主要是关于贡布罗维奇的。这些只能通过译本阅读他（他们几乎全是英语或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的美国年轻人都非常聪明。窗外闪耀着加州春日的阳光。坐在前排的年轻男子赤裸的大脚黑黝黝的，皮肤上磨出了老茧。穿长裤的长发女孩们边写边挠着背和脚跟。人们对文学研究有很多种设想。然而，走到生命尽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意一件事：“真理（是否）在我这边。”说到底，给学生上课的时段就应该是意义治疗的时段，是对意义的探寻。这意义不能依靠命令强迫人接受；它必须由每一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依照自身的命运去发现；而那个引导讨论的人务必保持极大的克制，付出多少，就索取多少。“贡布罗维奇是我在阅读亨利·米勒和阿娜伊斯·宁之后最大的发现。”一位女学生写道。好吧，这不是说我也要成为米勒的仰慕者。还有一位十九岁的学生写的是“贡布罗维奇《宇宙》的政治内涵”，特别从莱昂一角身上看到技术型社会的结构僵化让个体陷入了想象力的错乱。“有的作品是一支舞蹈，我惧怕那种让我揭示它思想内容的任务。”另一个人写道。长久以来，我遇到了许多各自迥异的解读。有一本在教堂义卖上出售的埃及解梦书，在“关于学校的梦”这一条目下写着“无聊至极，失去健康”。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集合各种有利因素），教室也会成为教员和学生（一方塑造，另一方被塑造）相互影响的场所，在这里，某种存在得以显露，人际教会的仪式被人们自愿接受。这段关于一个加州清晨的枝节内容不会白写的。维也纳医生弗兰克尔的名字之后还会出现。
——《贡布罗维奇是谁？》
思想的内在……众所周知，患有被害妄想的人会把最无辜的手势、词语和眼神当成他人陷害自己的证据。我们口头上会说他们的现实感混乱，言下之意是存在一种被他们的思想错误解读的现实。但如果我们怀疑“正常人”和精神错乱者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程度或方向上的差异，怀疑思想总是被放任自流（这就是《宇宙》的精髓），又会怎样呢？贡布罗维奇开的药方是尽最大可能磨砺意识，增强自我（ego）。“我思故我在。”他的思想彻头彻尾是西方的。一个佛教徒也从同样的假设开始——对他而言，“现实”和神明都是大脑里的映射——但会宣称任何想要依靠磨砺意识、增强自我来自救的人都是疯子，因为这样的人堕入了那个自我制造的幻觉，让自己深陷于苦痛的轮回。佛教徒寻求的解脱与磨砺出的敏锐意识没有丝毫关系，而且正是要摆脱自我才能进入另一“界”，这对在另一种传统中成长的我们来说就非常费解了——除非我们假装理解自己不懂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