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不流行用文学作品对灵魂的益弊来评判它们了。然而，我得承认当今波兰文学的趋势极其有害，而我负有的责任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毕竟阅读维特基耶维奇、贡布罗维奇、姆罗热克、博罗夫斯基、安杰耶夫斯基和鲁热维奇肯定不会让年轻人积极地看待世界。那就是为什么1970年3月的一个清晨我步入伯克利的讲堂，发考卷之前，我对学生说，他们应该把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当作解毒剂来读。我还对他们简要解释，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他们会读到作者被囚禁于奥斯维辛的经历，证实他们从博罗夫斯基处得知的事；在第二部分中，他们会读到对“意义疗法”原则的阐释。之后，学生写了三个小时考卷，主要是关于贡布罗维奇的。这些只能通过译本阅读他（他们几乎全是英语或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的美国年轻人都非常聪明。窗外闪耀着加州春日的阳光。坐在前排的年轻男子赤裸的大脚黑黝黝的，皮肤上磨出了老茧。穿长裤的长发女孩们边写边挠着背和脚跟。人们对文学研究有很多种设想。然而，走到生命尽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意一件事：“真理（是否）在我这边。”说到底，给学生上课的时段就应该是意义治疗的时段，是对意义的探寻。这意义不能依靠命令强迫人接受；它必须由每一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依照自身的命运去发现；而那个引导讨论的人务必保持极大的克制，付出多少，就索取多少。“贡布罗维奇是我在阅读亨利·米勒和阿娜伊斯·宁之后最大的发现。”一位女学生写道。好吧，这不是说我也要成为米勒的仰慕者。还有一位十九岁的学生写的是“贡布罗维奇《宇宙》的政治内涵”，特别从莱昂一角身上看到技术型社会的结构僵化让个体陷入了想象力的错乱。“有的作品是一支舞蹈，我惧怕那种让我揭示它思想内容的任务。”另一个人写道。长久以来，我遇到了许多各自迥异的解读。有一本在教堂义卖上出售的埃及解梦书，在“关于学校的梦”这一条目下写着“无聊至极，失去健康”。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集合各种有利因素），教室也会成为教员和学生（一方塑造，另一方被塑造）相互影响的场所，在这里，某种存在得以显露，人际教会的仪式被人们自愿接受。这段关于一个加州清晨的枝节内容不会白写的。维也纳医生弗兰克尔的名字之后还会出现。

——《贡布罗维奇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