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萨德笔下不只一个人物对女性的“前部”感到深深的厌恶；其他一些人物更为折中一些，但他们的偏好是明显的；对于《一千零一夜》如此快乐地称颂的女性身体的这个部位，萨德从未称赞过；对那些以正常的方式占有妻子的娘娘腔，他只有蔑视；虽然他与萨德夫人生有孩子，但我们也看到了是以什么为条件；鉴于在拉科斯特进行的那些古怪的集体放纵，谁能证明是他自己让娜农怀孕的？当然，不应当将他小说中那些同性恋者宣扬的观点归在萨德名下，但是《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他借主教之口说出的论点是接近他的真心的，足以使我们能将此当做他的自承；关于快乐，他说道：男孩子比女孩子好；让我们从恶的一面来看待他，恶几乎总是快乐中真正的诱人之处；与一个完全与你同类的人一起，比与一个与你不同的人一起，罪恶会显得更大，而此刻的快感也是双倍的。萨德很可能曾写信给萨德夫人，说他的唯一错处就是太过于喜欢女人了，这是一封冠冕堂皇而虚伪的信；通过一种小说中的辩证法，他在书里将最辉煌的角色分配给女性：她们身上的邪恶与传统意义的女性柔弱形成惊人反差；当她们通过罪恶来克服她们天生的卑贱，她们比男人更显著地证明任何情境都无法禁锢一颗狂野的心的跃动，但是她们之所以在想象中变成最出色的刽子手，那是因为她们在现实中是天生的受害者：奴颜婢膝，泪眼汪汪，受人愚弄，消极被动，萨德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他在现实中对女性感到的蔑视和厌恶。他在女性身上所憎恨的是他自己的母亲吗？人们还可能疑惑，萨德憎恨女性是否是因为他在女性身上看到的并非是与自己互补的一方，而是自己的翻版，因为他从她们那里得不到什么；他笔下的那些女恶棍比主人公们更有热情和活力，这不仅仅是出于审美的原因，而是因为她们与他更为接近。我丝毫不认为，像人们所声言的那样，萨德在那个呻吟不已的朱斯蒂娜的身上找回自己，但是朱丽叶带着骄傲和快乐承受与她姐妹同样的待遇，萨德肯定是认同于她的。萨德感觉自己是女性，他责难那些女性是因为她们不是他所渴望的男性：所有女性中最伟大、最怪诞的是迪朗，萨德赋予她一个巨大的阴蒂，使她在性方面能够表现得同男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