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有一种行为可算同时是残酷与受虐的最极端的完成形式，因为主体同暴君、罪犯一样以一种特权方式从这一行为中来肯定自我，那便是杀戮。人们过去往往支持这样的看法，即杀戮构成虐恋的最高形式：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误解。当然是出于辩解的目的，萨德在书信中才这样竭力自我辩解，说自己从来不曾是杀人凶手，但是我认为杀人的念头是让他发自真心地厌恶的。的确，他在故事中过多容纳了一些骇人的屠杀：这是因为没有任何恶行的抽象意义能有杀戮的意义这样显而易见；杀戮代表着对一种没有法则没有恐惧的自由的强烈诉求。而且在纸上，作者无限地延长受害人的垂死状态，他得以使这特殊的一刻成为永恒，在这一时刻中清醒的意识仍驻留在一个正在降格为物的躯体中；在无意识的躯壳中仍然吸进鲜活的过去的气息。但是实际上，一个暴君能拿这个麻木不仁的物，即这具尸体，做些什么呢？无疑，从生到死的过渡中有着某种令人眩晕的东西，虐恋者着迷于意识与肉体的冲突交战，他会很愿意幻想着自己成为这个如此彻底的变形过程的创作者。但是如果说他偶然实现了这种特殊经验是纯属正常的话，这种经验却不可能给他带来最极致的满足；这种人们企图对之施加专制直至将之消灭的自由，在自我消亡的同时，它也滑落到专制能控制住它的世界之外；萨德描写的主人公们之所以无穷尽地增加着屠戮，那是因为任何屠戮都无法满足他们；具体说来，对于折磨着放荡自由派的那些问题，屠戮并不带来任何解决方法，因为放荡者追求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快感；没有人能那么满怀激情地和不怕危险地投身到对某种感受的追求，即便是这种感受有着癫痫病发作的强烈程度；不如说，最终精神上受到的刺激，由于其直白显著，应当确保着事情的成功，而此项事业中的玄妙所在是远远超过了精神的刺激的，但是往往与此相反，精神上的冲击会让进程停下来，不去完成，而且如果借助杀人来延续，那么杀戮只会注定事情的失败；布朗吉带着狂怒勒人脖子，这狂怒正是性高潮本身的狂暴，在这狂怒中有着绝望，在狂怒中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便熄灭了；他事先预计的快感没有这么狂野，也没有这么错综。《朱丽叶》中的一节也是很有寓意的；努瓦瑟伊被年轻姑娘的谈话燃起欲火，他通常不大喜欢孤独的快乐，也就是说在孤独的快乐中人们独自献身于一个性伴侣，于是努瓦瑟伊叫来了他的朋友们。我们人不够多……不，别管我……我的激情凝聚在这唯一的一点上，就像被玻璃汇聚在一起的太阳光线着起火来，激情立刻烧着了炉灶上的东西。他禁止自己杀戮这样的过度行为，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顾虑忌惮：不如说他了解在杀人的紧张痉挛之后他将重新感到受挫的压抑。我们的本能向我们指示出一些结果，这是如果我们满足于顺应对之的直接冲动便无法达到的结果；必须要克服冲动，反映它们，巧妙地创造出方法来满足它们。正是一些外在于我们的意识的在场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相对于它们采取必要的退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