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矛盾的是，正是萨德作品的必然性本身给他规定了他的美学局限：他面对这种必然性没有采取一位艺术家所必需的距离；想要重新创作现实的同时来对抗现实，他缺乏必要的超脱；他不曾与自我针锋相对：他满足于将自己的幻想从自我中投射出来；他的讲述具有精神分裂症梦境的非现实性、虚假的精确和单调：正是为了自己的愉悦，他才讲述这些故事给自己听，并不操心去将这些故事强加给读者。俗世的阻力在这些故事中并不被提及，萨德在内心隐秘处遭遇到的那些更加悲情的抵触也没有提到。酒馆、地窖、神秘城堡，黑色小说中的这些配套场所在他的作品中取得一种特别含义：这象征着意象的隔绝；这种感知指向既定的整体，所以也指向其所包含的障碍；这种意象是绝对驯服而可塑的；人们从这意象中只看到人们赋予它的内容，这是魔幻的领地，在这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翻这位孤独的暴君；当萨德企图从文学上赋予它一种难明属性的时候，他所摹写的正是这一意象。因此他并不关心任何真实事件都依之定位的空间和时间参照；他所提到的场所不属于这个世界；其间展开的并非是一些历险故事，而是鲜活的画卷；延续的时间与萨德的世界没有交集；在他的作品中不交代任何未来，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未来。不仅他邀请我们赶赴的那些放纵不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行为也不关系到任何人；那些受害者被定型在他们眼泪汪汪的卑贱之中，而刽子手们被定型在他们的疯狂中；他快意地从他们身上梦想着自己，而不是赋予他们自己鲜活的厚度；他们不知悔恨，几乎不知满足，不了解什么叫厌恶，他们冷漠地杀人，这是一些恶的抽象化身。但是如果他将自己抽离了任何社会的、家族的和人类的背景，那么情色便失去了其非凡的特性；情色不再是冲突、启示、特殊经验；它不再发现个体之间的戏剧性联系，而是转向了它生物学意义的粗俗；如果到处展现的只有肉体，享受快感的或者受到折磨的肉体，人们如何来感受那些彼此陌生的自由之间的敌对或灵魂跌向肉体的堕落呢？恐怖本身也会消弭在那些过分的描写中，意识无法在其中具体在场；从爱伦·坡的《水井与座钟》这样的短篇中之所以散发出那么多的焦虑，那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主体的内心处境；萨德的主人公们，我们只能从外部把握他们；他们与弗洛里安的牧羊人一样的矫揉造作，活动在同样的独断专行的世界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黑色的田园牧歌有着自然主义裸体营的那种朴素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