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十八世纪经常用暗淡深沉的色彩来描绘爱情；萨德带着敬意引用的理查森、普雷沃、杜克洛、克雷比永——尤其是他声称对之一无所知的拉克洛——创造出或多或少有些恶魔式的人物；但是他们的邪恶总是发源于他们的精神或者意志的败坏，而不是出于他们的自发。由于其本能的特点，所谓的本来意义上的情色却相反得到了重新肯定；天真，健康，对人类种族繁衍有用，按照狄德罗的看法，性欲是与生命运动本身相混同的，而性欲所导致的激情也与它一样是好的和有助生育的：之所以狄德罗的《修女》中的那些修女乐于进行一些“萨德式”的邪恶行径，那是因为她们压抑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去满足。卢梭的性经验曾是复杂的，不大令人愉快的，他同样用一些道德教化的词汇来表述这种看法：“甜美的快感，纯粹的，强烈的，不掺杂任何苦痛的快感……”还有：“我所设想的爱情，我曾经能够感受到的那种爱因为看到爱恋对象的完美无缺的虚幻形象而点燃；这种幻象本身将爱情带到对美德的热情；因为这种认识始终会变成对一位完美女性的设想。”即便在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的作品中，尽管快感有着狂暴的特性，但它仍旧是陶醉、慵懒、温柔。萨德是唯一以自私、专制、残暴的形式来发现性爱的人；从一种自然本能中，他抓住了一种走向罪恶的邀请。这已经足以在他那个世纪的人类感性历史上给予他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但是从这种直觉中，他还导引出一些更为独特的伦理学意义的结论。
宣告自然是邪恶的，这本身并非一个新想法。萨德所熟知的并乐于引用的霍布斯已经提出过“人对于人来说是狼”，而自然的状态就是战争状态；一大批英国道德论者和讽刺文作者追随他走这些道路，还有斯威夫特，萨德经常阅读他的书以至于有时抄袭他。在法国，沃夫纳格重新拾起源出于基督教的清教和詹森派传统，将肉体与原罪混同起来。培尔和更有光彩的布丰已经确认大自然并非全部都好；如果说纯良的野蛮人的传奇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流传下来，尤其是在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中，十八世纪初埃默里克·克吕塞就曾向它开战；历史、旅行、科学渐渐使这个传奇失信。萨德很容易便通过许多论据摆出他的情色经验中包含着的命题，是社会以反语形式加以肯定的命题，因为他追溯自己的本能而将他投进监狱；但他区别于那些先行者的地方在于他们在揭露了自然的黑暗之后用一种隶属于上帝或社会的人为道德来与之对立；而萨德对于普遍被接受的信条“自然是好的，让我们来追随它”，他抛弃了前半句，矛盾地保留下后一半。自然的楷模保留着一种强制价值，虽然自然的法则是一种仇恨和毁灭的法则。他是通过怎样的花招才像这样用新的信仰来反过来对付它的信徒呢，这正是必须进一步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