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有一种思想是萨德在他全部的悲观主义中都在极力拒绝的，那就是忍受的想法。这就是为何他憎恨人们用美德的名义来装饰的这种屈从的伪善；实际这是一种对于恶的统治的愚蠢屈服，原样照搬社会对它的表现；通过这种伪善人类同时也拒绝了自己的本真性和自由。萨德从容地证明了贞洁、节制甚至不能通过其用处来获得理由；谴责乱伦、肛交和各种性幻想的那些偏见，其目的只是要通过强加一种愚蠢的从众心理来消灭个体。但是这个世纪所宣扬的那些重要美德有着一种更加深刻的意义：它们试图暂时减缓法律那些过于显著的不足。对于宽容，萨德并没有提出异议，大概因为他没有看到任何人实行宽容；但是对人们称作人性和慈善的东西，他狂热地进行批判；这是一些故弄玄虚，旨在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即穷人没有满足的渴望与富人自私的贪婪。重拾拉罗什富科的传统，他证明这些东西只是个面具，利益用它来乔装打扮。为了遏制强势者的霸道，弱者们发明了博爱的概念，它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然而，我请你告诉我是否我应该仅仅因为一个人存在或者与我相似就去爱他，是否我必须在这些独特的关系中突然偏爱他胜过爱我自己呢？那些享有特权者是多么虚伪，他们表现出道德说教的仁爱，却认可受压迫者的卑劣境遇！这种骗人的多愁善感在那时代是那么的普遍，以至于瓦尔蒙在拉克洛作品中也因为实行慈善而感动落泪；显然正是这种时尚促使萨德对着慈善释放出所有的自欺和所有的真诚。当然，当他声称通过虐待女孩子来为风化服务的时候是在耍滑稽：他指出，如果允许放纵者殴打她们而不受任何惩罚，那么卖淫会变成一种如此危险的职业，以至于没有人会再去选择它。但他通过这些诡辩来揭露一个庇护自己所谴责的东西的社会是恰如其分的，这个社会在允许放纵的同时却将放纵者钉上耻辱柱。正是用一种同样灰暗的反讽，他宣告了施舍的危险；如果不把穷人逼到无望，他们就有可能造反，最保险的办法是将他们所有人都灭绝；在他归为圣丰名下的这一计划中，他对斯威夫特著名的论战文进行了阐发，他当然并不把自己认同为书中的主人公，但是这位贵族彻底拥护本阶级的利益，圣丰的玩世不恭在萨德看来比那些可耻的特权享有人的妥协更加有价值。他的思想是清晰的：要么就消灭穷人，要么就消灭穷困，但是不要通过一些权宜之计来延续不公正和压迫；尤其不要声称通过抛给那些你正劫掠的人微不足道的一小份来弥补自己的严苛。如果说萨德的人物们任由不幸者饿死，而不会用对他们来说不值什么钱的施舍来玷污自己，那是因为他们坚决拒绝与那些正直之士同流合污，这些人的良心用那么低贱的价钱就得到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