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来看看社会。我们生活在其中，而且依赖它维生，我们不能不把社会看作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如果一个形象能暗示我们，让我们想到一个被乔装打扮过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性的假面舞会），那么这个形象就会是可笑的。这个想法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中惰性的、现成的东西浮现在生动形象的社会表面的时候，就形成了。这还是一种僵硬，是和生命内在灵活性相违背的僵硬。社会生活的仪式性都包含一种潜在的喜感，只需一个机会便会爆发出来。我们可以说，对社会来说，仪式就像衣服对于人体一样：如果我们将仪式与举行仪式的庄严目的合起来看，仪式就是庄严的，但反之，如果我们的想象力将两者分离开来，仪式便立即失去其庄严性。因此，要想将一个仪式变得可笑，我们只需要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其形式化的那一面，而忽略它的实质，就像那些哲学家们所说的——只想着它的形式，仪式的喜感便会凸显出来。这一点无须过度强调。众所周知，喜剧精神很容易从固定形式的社会行为中发挥出来——从简单的分发奖品到法院开庭。有多少形式和公式，就有多少喜剧可以插入其框架中。
但这里也一样，越是把喜感和它的根源靠近，喜感就越强。我们必须从“乔装打扮”这个衍生出来的概念追溯到它的原始概念，也就是被叠放到生活中的机械装置这个概念。所有仪式的刻板形式已经为我们做了暗示。一旦我们忘了典礼和仪式的庄严的目的，与会的人就会显得像是移动的木偶。它们的活动是根据不变的格式进行的。这便是一种机械性。但是，完美的机械性应该像一个如简单的机器一样例行公事的公务员，不加思考地将一条行政规则不由分说地当作自然规律一样来执行。多年以前，一艘邮轮在法国北部城市迪耶普附近遭遇海难，有几个乘客好不容易被救到了一艘船上。有几位海关官员也勇敢地参与了救援，但他们一开口问的却是：“有什么要报关的吗？”我想起一位议员的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更为隐晦。一次铁路上出了命案，那位议员第二天就跑去质问部长：“凶手在对被害人行凶之后，必然要反方向下车（非站台一侧），这是违反管理规章的。”
一种嵌入自然的机械装置，一种社会中无意识的规章制度——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最终得到的两种好笑的效果。为了结束这一章节，我们还要将这两种效果结合起来，看看会得出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