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而言，魔法、宗教和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发展演变。从那时起，有两位作者影响了学界对魔法的看法，虽然他们的作品还属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或爱德华七世的时代，如今看来难以摆脱陈腐的气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和詹姆斯·乔治·弗雷泽。19世纪的人类学家泰勒将魔法称为“曾经折磨过人类的幻觉中最有害的那种”。对于泰勒来说，当时新兴的人类学的主旨就是充当一种“解放的科学”，辨认并根除当时依然扭曲着西方理性主义的原始思维因素。从魔法到宗教再到科学的运动，正在走向更精确地符合经验、更有机构支持的方向，让人类更好地理解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人类从原始思维演化出更复杂精致的思维模式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时期，与魔法有关的著作中更具里程碑式影响力的当数弗雷泽的《金枝》（1890—1915年），无论是它原本的12卷本，还是删节后的单卷本，都对文学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雷泽受到泰勒的影响，认为人类的历史有一次明显的转向，它从早期生殖崇拜的魔法和献祭神王的时代，发展到将世界的力量划归诸神的时代，又在更近的时代中用科学取代了前两者。
人们总是在言过其实地谈论“魔法的灭亡”。对泰勒和弗雷泽来说，个人或群体必须在魔法、宗教或科学中做出选择——同时采纳不止一种是不可能的。泰勒本人原本是个虔诚的贵格会教徒，但在年岁尚轻之时就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自称为科学家。此外，在泰勒看来，尽管宗教和科学似乎都有历史，在其中二者都发生过变化和进化，魔法却是一种古老而停滞的底层信仰，一代代流传而毫无变化。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理性和科学的巅峰，在这个国度，即使魔法依然存在，也不过像古老的化石一样，逆着历史的大潮，偶然地残留下来。
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由魔法、宗教和科学这三重螺旋组成，三者之间的边界极为模糊且不断变动，但它们彼此之间交互作用的张力却具有创造性。要在魔法、宗教和科学三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定有害无益，况且它们每一种都历史悠久。如果我们稍微仔细思考魔法和科学的关系，便会发现魔法将我们置于与其他一切事物紧密联系的网络中，无论这些事物有没有生命。而科学则虚构了一种强力的观念，仿佛我们能脱离宇宙的运作，在外部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来思考宇宙。我这个故事里有位重要人物，就是艾萨克·牛顿，按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与其说牛顿是第一位科学家，不如说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
牛顿本人从未相信过纯粹的机械论宇宙观，尽管他为这种理论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他将一生中大量时间用来研究《圣经》的预言，同时也沉迷炼金术——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房间里，有两个一直熊熊燃烧的冶炼炉。人们曾经将预言和炼金术斥作这个伟大灵魂的古怪嗜好，但如今人们对牛顿有了全新的阐释，认为这些表面看来极为古怪的信仰似乎也有所联系，可被视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理论的一部分；这个理论让人们同时考虑人类沉浸宇宙之中的状态，以及上帝推动万物的行动，以便理解宇宙的物理运行方式（详见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