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走了很远，来到一家酒馆。在楼上的房间里，我们坐在一张用铰链固定在墙边的折叠桌旁。四下无人。也许是我太拘谨，吃不下多少东西，也许是我太担心彼得·阿伯拉尔可能付不起两顿饭钱。我喝着茶，看着他切掉一大块排骨边缘的肥肉，然后开始吃，还有煮土豆和豌豆，这些菜是用一个煮蛋的小锅端上来的。豌豆不断从他的叉子上滑落，这似乎让他有点恼火。我确信——尽管永远无法证实——他在德拉姆康德拉暗示的爱意，以及我们之间的文学联系，都已不复存在。由于他在报社工作，能在海外小说被禁之前看到它们，我询问了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同流者》，这本书被认为冒犯了爱尔兰民族。但彼得·阿伯拉尔不愿多谈。有两个词在我脑海中不断重复——处女膜和处女蕨，它们发音相同，意思却天差地别。处女膜，“通往女性之门入口的一层薄膜”，以及处女蕨，“一种叶子细如发丝的植物”。我记得在书店里读过半部戏剧《塞莱斯蒂娜：西班牙女郎》，其中一位叛逆的女人专门修补处女膜，好让未来的情郎们愚蠢到“再次陷入她们的裙摆之中”。但那是1502年的萨拉曼卡，而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都柏林。
我们乘公交车返回城里，在终点站轻松地道别。直到走回家的路上，我才开始一点一滴地重温那一刻，但其他琐碎的念头不断侵扰，比如草地的潮湿、我丢失的水钻发夹、不断从他叉子上滑落的豌豆、他金色的睫毛、他那美妙如神父般的声音——若非他是个十足的罪人，这声音足以让克吕尼、巴黎或萨拉曼卡的会众为之倾倒。快到家时，我突然心慌起来，生怕姐姐和安娜察觉我身上巨大的变化。她们早已起疑，认为我正堕入放荡的生活，暗自揣测：如果不是为了招摇，为何要戴一条绅士用的装饰围巾？更何况，这么晚归家总得编个理由，但这些都比不上我内心必须给自己的交代。进门后，我要把内裤泡在漂白水盆里，让所有证据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