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热情代时 1850-1940】
新的观察工具和观察技术带来了新形式的真相，揭示了先前不可见的现象。这一时期有着令人兴奋的新消费品和令人振奋的社会变革。但这些设备也拉开了观察者与观察行为之间的距离。它们似乎捕捉了时间，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的效率，并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和排斥。
「第十一章 拒绝理性｜作为抗议艺术的达达」
达达主义的开端不是艺术的开端，而是厌恶的开端。
——特里斯唐·查拉，192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它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使人们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人们开始谈论存在危机，认为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认为20世纪初破坏了19世纪令人平静的确定性。这真的是所谓的“热情时代”带来的结果吗？
1916年，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发起的一场运动，反映了这种不确定和割裂的情绪。前卫表演艺术家埃米·亨宁斯（Emmy Hennings）和雨果·巴尔（Hugo Ball）正是在这里创造了达达主义——据说，这个名字是他们在字典里随意插上一把刀选择出来的，这一象征性的暴力行动就是达达主义的开端。
巴尔在他1916年的《达达宣言》（Dada Manifesto）中暗示，“达达”是一个国际性的词，在各种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应该赋予它任何单一的定义；它是短暂的、可塑的、无处不在的。达达主义运动既具有流动性也具有国际性，对柏林、汉诺威、科隆、巴黎和纽约等城市的艺术家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些团体的共同点是致力于艺术中非理性、意料之外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并排斥他们所目睹的无谓的死亡和毁灭。科隆达达主义团体的创始人之一汉斯·阿尔普（Hans Arp）曾写道：“1914年世界大战的屠杀使我们感到厌恶，我们投身于艺术。当远处炮声隆隆时，我们用尽全力歌唱、绘画、做拼贴画、写诗。”
超过250万残疾或受到永久性伤害的士兵从战场返回德国，这使得公众所看到的伤残和毁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英国，战争创伤是一个禁忌话题，只有在医疗场合才能公开讨论。但在德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以柏林达达团体为代表的左翼进步艺术家和作家把战争造成的伤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象征，用来谴责辜负了他们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制度，揭露战争合法化背后的虚伪。
奥托·迪克斯的画作《打牌人》（Card Players，1920）通常被认为是德国艺术家最重要的反战作品。画中的三名退伍士兵被毁容到几乎面目全非，他们受损的身体部位被幻想的假肢所取代。在现实中，这些人不可能在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幸存下来。右边的士兵因为没有手臂，只能用仅剩的一条腿来拿牌。其中两个人的下巴是人造的。这些假肢与椅子腿混杂在一起，而肢体扭曲的程度在解剖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迫使观众仔细观察，以弄清画面中的一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哪些是人的，哪些是物——并直面这幅景象带给他们的不安和厌恶。
这些老兵为什么玩纸牌游戏？如此残缺的人还能做些什么？他们再也不能成为提供生产力的社会公民了。伤残退伍军人往往被边缘化，被作为“福利问题”而排斥，被官僚机构轻视。事实上，与英国的伤残退伍军人相比，德国的伤残退伍军人在战后立即获得了相对优厚的福利，但他们通常抱怨社区不尊重他们的牺牲，也不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奥托·迪克斯的《打牌人》以暴力的表现形式，永恒地记录了机械化战争对人的身体以及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带来的空前恐怖。（如图）
迪克斯想要表现的是，战争使人变得非人。这些人物被剥夺了感官：他们又聋又瞎，更像是机器而非人类。让带着老旧防护措施的士兵去面对先进的武器，你还能期待什么不同的结果呢？技术将他们撕裂，然后又把他们残存的碎片拼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