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最广泛地使用了机器图像的,也许是法国画家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将达达主义引入纽约的关键人物之一。在《闹钟》(Alarm Clock,1919)——死板而抽象地表现了钟表的齿轮和弹簧——等作品中,他对现代世界中人类生活的机械化以及机器的终极荒谬性进行了尖刻的讽刺。他说,机器已经从人类生活的“调剂而已”变成了人类生活的“灵魂”。
爱尔兰科学家约翰·德斯蒙德·贝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对科学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想知道,是不是即使没有战争创伤,也能用机械替代人体部位。他在1929年写道,我们可能最终会摆脱“身体上无用的部分”,用机械装置取而代之:人造四肢和感官装置会更好用。最终,这种半机械人的存在将变异为一种“缸中之脑”,它连接的是分布式工程设备系统,而不是身体:
我们应该用某种非常坚硬的材料(可能不是金属,而是一种新的纤维材料)来代替目前的身体结构。从形状上看,它应该是一个短圆柱体。在圆柱体内部,为了防止受到冲击,需要非常小心地支撑大脑及其神经连接,大脑浸泡在一种类似脑脊液的液体中,这种液体在均匀的温度下循环流动。大脑和神经细胞通过动脉和静脉连接圆筒外的人工心肺系统,不断获得新鲜的含氧血液——这是一个精密的自动装置。
假如这番论述不带任何讽刺意味,那就证实了达达主义者最担心的事情。对于德国达达主义运动中幻想破灭的艺术家来说,战争证实了这个国家正被腐败和民族主义政治、压抑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绝对一致的文化思想所控制。尤其是柏林的达达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就是国家机器,践踏人们的精神,让人民遭受剥削,让他们的身体成为耗材或可替换的零件。机器摧毁并肢解人,但假肢技术的“进步”和现代生产方式中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伤残退伍军人可以作为优化后的新零件被插回到机器中。技术的进步究竟是压迫性破坏和禁锢的工具,还是解放的力量?这个问题将一直是政治和文化之间紧张关系的来源。
这位德国残疾士兵佩戴着特制的假臂,假臂上安装了木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