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变”一词，经是佛经，变是变相，即用具体的形象、图像、绘画的形式，来阐释经文、变文里的故事和思想。在民众大多数不识文字的古代中国，文字的传播远不如图像的传播更有效果。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经变画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也多样，并且除了佛经内容之外，大量现实生活的场景与题材也出现在经变画中，非常形象、生动。许多经变画从构图、造型、设色、细节方面都体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技巧，堪称艺术珍品。五代曹议金执政时期第146窟西壁所绘的《劳度叉斗圣变》是根据藏经洞发现的《降魔变文》而绘制的，这种在晚唐以后盛极一时的壁画题材，是敦煌壁画中非常重要的经变画题材之一。
经变画源于对经文的图像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把经文变成变文，再根据变文绘制经变画。从西千佛洞12窟的《祇园记图》到初唐第335窟，晚唐第9窟、第196窟，五代第14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壁画为变文与变相的密切结合提供了实例。《祇园记图》上的题榜已不是经文原文，而是由佛教经文转变而来的变文。金维诺先生看到了文学与绘画结合的实例，指出《劳度叉斗圣变》是按照民间文学，也就是变文来作画。在敦煌藏经洞中也有变文与变相结合的例子：藏于巴黎的藏经洞P.4524号卷子，一面是变文，一面是图画，这一变相正是表现劳度叉与舍利弗斗法的故事，而每节图画都和变文相对应，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变文由经文转变过来，变相又是由经变创作而成，但是它们的关系倒不只是这样简单的顺序，在变相画的创作过程中，又有很多取舍、发展、变化和创新，有时也参考了经文。
《祇园记图》传到中国后，一开始就采取了与印度不同的表现方法，并且经过历代画师们长时间的加工和润色，形成了在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不同时代里的不同面貌，体现了其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佛教美术中的经典图像之一。在转变过程中，为了吸引住观众，穿插进了一些生动的小故事，并加入了一些渲染、夸张的处理，这无疑是本土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