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两项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工业革命，以及被裹挟其中而促成的糖茶革命。以英国为首的工业革命将原本以农业为主的欧洲重新塑造为日益城市化的工业社会，这些社会由资本主义、海外贸易、不断增长的消费和不断变化的习俗所驱动。技术创新，尤其是轧棉机、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改变了英国棉布的生产方式。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做了这段富有说服力的总结：“这些创新的数量太多了，种类也足够多样，几乎难以一一汇编入册，但它们可以按照以下三原则归类：用机器替代人类的技能和劳动，而且快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倦；用无生命的能源替代有生命的能源，特别是将热能转化为功的发动机的引入，为人类开创了一种新的、几乎无限的能源供应；使用新的、更为丰富的原材料，特别是用矿物替代植物或动物材料。这些改进构成了工业革命。”
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家庭手工业，即家庭成员在家中生产商品的行业开始衰退。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那里，工人们为了挣工资，与陌生人一起劳作。标准化成了常态：劳动时间、生产率、工资和工作条件都受到控制。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760—1830年发布的一系列圈地法案迫使农村劳工离开土地拥入城市，数量之多几乎令这些城市难以容纳，贫困亦迫使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在动荡不安、肮脏、无情但也令人兴奋的城市里，家庭生活不断解体又重组，这些地方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奇迹。
英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数百万男女老少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7点，甚至更晚，他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工作空间充斥大量灰尘和污物。因机械不具备安全特性而受伤的工人会被解雇，且得不到任何补偿；许多工人因为工伤而去世。工人们从事重复而繁重的劳动，冒着损害健康的风险，疲惫不堪、肢体残疾。监工对待工人往往十分残暴，他们殴打手下的工人，并对迟到早退、随意交谈或犯错等违规行为处以罚款和其他惩罚。大多数工厂都是令人恐惧和充斥暴力的地方。
家庭生活对于筋疲力尽的父母和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的孩子来说很难称得上避难所。儿童死亡率飙升，5岁前儿童的死亡率上升到了将近50%。幸存者通常在五六岁时就进入工厂，一些愿意雇用童工的工厂主还会特意寻找他们。19世纪的一名改革者解释说：“小孩子的手指很灵活，他们也更容易养成履行自己职责的习惯。”1833年，英国通过了改善童工状况的法律，但数十年过后，这些法案才覆盖到所有工作场所并得到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