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供水不稳定，还经常受到污染。泡茶必须要用煮沸的水，这样一来，在加热水的过程中净化了水质。（然而，牛奶出了名地不纯净，经常掺杂不洁的水。）啤酒饮用起来较为安全且营养丰富，但日益高涨的禁酒运动大力抨击它在工人阶级饮食中的流行。另一方面，茶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加了大量糖后，能为营养不良的工人阶层提供急需的热量。1826—1850年，供水的改善和物价的下降促使茶成了英国最受欢迎的饮料。糖在推动这一趋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德里克·J.奥迪指出的那样，“自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主要变化是糖的消费量逐渐增加。到19世纪中叶，糖的消费量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周0.5磅”。这样的消费量已经是挺大的了，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还将不断增加，直到19世纪末，每周人均消费量超过了1磅。
但这些数字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暗示家庭成员的糖消费量是相等的。事实上，在一个家庭里，由于没有足够的营养食物供应每个人食用，妇女和儿童消费更多的糖，而男人则消费更多的肉、牛奶和土豆。19世纪的卫生官员爱德华·史密斯多次听闻：“丈夫赚取面包，必须占有最好的食物。劳动力几乎每天都吃肉或熏肉，而妻子和孩子可能一周才吃一次，而且……他及其家人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以保证他拥有充足的体力从事劳动。”
即使这样表述，也不能说明整个情况，因为史密斯的消息来源暗示只有男人工作。然而，其他调查发现，即使是在工厂做工的妇女，也是靠面包、糖和脂肪，并辅以一些肉类（从排骨到牛蹄、羊蹄、猪耳朵或红鲱鱼）和相当于她们的丈夫食量四分之一的土豆生活。1895年，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里的一篇文章《辛劳者的饮食》（“The Diet of Toil”）证实，工厂女工的饮食主要是面包配果酱或糖蜜，以及加糖的茶；接受调查的女性每周摄入的糖为21盎司（即每年约为68.25磅），而男性则为15盎司（即每年约为48.75磅）。这种贫乏却可口的食物就是典型的低收入家庭的日常饮食。1901年，西博姆·朗特里在《贫困：城市生活研究》（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一书中写道：“我们看到的是许多有妻子和三四个孩子的劳动者虽然每周只挣1英镑，但保持健康，拥有出色的工作技能。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为了给他提供足够的食物，妻子和孩子习惯性地节衣缩食，因为妻子知道一切生计都得指望丈夫的工资。”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量少、营养不均衡且糖分过高的饮食不仅养活了工人阶级，还推动了工业革命，它是由他们的劳动促成的。几十年后，随着英国的温饱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热量摄入增加，食物的选择也变多了。随着工人消费的增加，他们也“提升”了自我，有时会满足果腹之外的其他渴望，比如获得自尊和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