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们有自己的激励手段。尽管一直受到白人的监视，但他们还是会通过唱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痛苦。“猪肉组”吟唱道：“艰苦的劳作杀死了黑哥们儿，啊，亲爱的，他肯定得死/一个周一的早上，他们命令我躺下/在我屁股上打了三十九下。”一些奴隶会唱一些宣泄性的歌：“一，二，三/都一样/黑，白，棕/都一样/都一样/一，二，三。”天还没亮，古巴的奴隶就下地了，他们用“拖长音的野蛮哭号声”吵醒种植园主的客人们；煮糖工冲着司炉工大喊大叫，“啊——吧啦！”“咦——喳！咦——喳”，组里的奴隶在装车或填充甘蔗坑的时候唱着“野蛮、不成调的歌”。
有时，奴隶们也沉默不语。在法属圣多曼格，瑞士旅行家朱斯坦·吉罗—尚特朗斯观察到，在太阳炙烤下，汗流浃背的奴隶们赤身裸体或者衣衫褴褛，他们挖着甘蔗坑，“甘蔗田里死一般地寂静……种植园里的管事冷眼巡视着奴隶，若干工头手持长鞭分散在奴隶中间，随时给那些看起来疲累得无法跟上工作进度的奴隶来上几鞭子……如果这些奴隶跟不上进度，谁也逃不过噼啪作响的鞭子”。

图17 威廉·克拉克的《安提瓜岛十景》系列画作展示了制糖的过程，以及被雇用的黑人在田间、锅炉房和酒厂劳作的情况，1823年。这幅图片描绘了在韦瑟雷尔的庄园里，一群以男性为主的奴隶在戴着一顶黑帽的监工监督下正在挖甘蔗坑，这项工作既辛苦又要求精准。另有一个女奴和两个孩子站在拥挤的牲畜围栏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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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甘蔗坑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许多监工会雇用临时工队以补充劳动力。临时工队通常是属于一个或多个从事奴隶出租业的白人殖民者的财产；临时工队也有可能属于小农场主，他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些奴隶在收获季的间隙赚点零钱。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临时工是最辛劳、最受虐待的。种植园主拥有的奴隶是他们自身最大的资本投资，哪怕只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奴隶也值得活下去。牙买加种植园主马修·刘易斯承认，挖甘蔗坑“虽然对于受雇的黑人临时工来说也是件苦差事……但至少减轻了我的奴隶负担”。
糖奴非常害怕被派去挖甘蔗坑，以至于受雇来挖甘蔗坑的临时工队的报酬比妓女或糕点师的还要高。在异国他乡的甘蔗田里，临时工队（几乎都是非洲男性）在对他们的福祉毫不关心的监工的注视下超负荷工作，忍受鞭打、饥饿，晚上也只能露天睡在地里。一旦成为临时工，他们的预期寿命估计不到7年，19世纪的一名观察者哀叹道，他们像“过度劳累或受到过度驱使的马”一样死去。

图18 在博德金的庄园里种植甘蔗：两队奴隶在两名工头的监督下劳作。牛在远处吃草，修士山军事基地（又称乔治堡）的轮廓十分显眼。这座堡垒是为了保护安提瓜免受阿拉瓦克人和法国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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