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比经济影响更为本质的是我们时代的话语存在，其中性、真相的展现、世界法律的颠覆、另一个时代的宣示和对一种最大幸福的承诺联成一体。今天，性成了这个在西方十分熟悉和重要的古老的说教形式的支柱。一个庞大的性说教——它拥有眼光敏锐的神学家和通俗的语言——数十年来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之中。它批判古代的秩序，揭露虚伪，歌颂直接的和实在的权利。它让人向往另一种城市。让我们想一想方济各派。我们想知道它怎样能够让长期伴随革命规划的激情和虔诚在西方工业社会中（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性上。
{第一卷 认知的意志}
我对压抑假说的怀疑，目的不是指出它是错误的，而是把它重新纳入到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之中。为什么大家要谈论性经验？大家究竟谈了些什么？性话语又引起了什么权力后果呢？在这些话语、权力后果和由此而来的快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由此又形成了什么知识？简言之，它就是在自己的运作和存在理由中规定支撑着我们社会中性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的体制。因而，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
医生们不仅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提供他们的建议，并且为他们编写各种训诫、道德榜样或医学案例的书。这不仅是围绕中学生和他们的性，各种旨在建设理想的学校的训诫、观点、观察、医疗建议、门诊案例、改革蓝图和计划不断出现。随着巴斯铎学说和德国博爱主义运动的开展，这种把青少年的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运动不断蓬勃开展。为此萨尔茨曼还建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其特点就是针对性的控制和教育，考虑非常周到，使得青年人的普遍罪恶无法在这些学校里出现。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孩子都不应该只是默不作声的对象，对于大人们为他们精心安排的一切，浑然无知。大家强迫他们接受一套很不理性的、有所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一种话语矫正术。
1776年5月，在博爱学院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活动，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这是青少年的性与理性的话语之间首次协调一致，其形式是考试、答题、花卉游戏、颁发奖状和公布改进意见。为了显示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成功，巴斯铎邀请了德国著名的人物（歌德是少数几个拒绝邀请的人之一）。在这次公众集会上，一位名叫伏尔克的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经过选择的有关性、出生和生育的神秘的问题。他让学生们对画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一对夫妻和一个婴儿的摇篮的图画发表评论。学生们的回答有条不紊，毫不忸怩作态，学生中也没有放肆的笑声来干扰他们的回答，倒是那些比孩子们还要孩子气的成年人发出了笑声。对此，伏尔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最后大家向这些在大人们的面前用有限的知识编织起话语和性的花环的、面颊丰满的孩子鼓掌欢呼。
对于我所说的这种“压抑假说”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三大怀疑。第一个怀疑：性压抑真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我们一眼瞥见的对象——它准许提出一个基本假说——真的是17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或强化的性压抑体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第二个怀疑：权力机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器真的在本质上是维护压抑秩序的吗？禁止、审查和否定真的是在一切社会中权力一般运作的形式吗？这是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问题。最后，第三个怀疑：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为了阻止压抑是否已经与一直未受到质疑的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了呢？或者它不属于它所揭露（毫无疑问，也是歪曲）的“压抑”的历史网络呢？在压抑时代与对压抑的批判分析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断裂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问题。提出这三大怀疑，这不仅仅是提出与第一类假说相反的假说，也不是说：性不但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里受到压抑，相反还受益于一个永恒自由的体制。这也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不是压抑，而是宽容，大家对压抑的批评大有与之决裂的架势。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比自身更加古老的过程，按照这一过程的方向，它将是一个禁忌不断减轻的新的时期，或者是一个更加狡猾的或更加审慎的权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