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所谓世界本质的理论影响。尽管除了皇帝和少数贵族之外,令克鲁奇先生痛惜的信仰依然被大多数人坚守,但历史上几乎没什么时代比十三世纪更让人绝望。罗杰·培根因此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是其他所有时代鲜有其比的。罪恶与智慧水火不容。让我们看看这整个世界,细品每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全面彻底的堕落,君主尤甚……宫廷荒淫名誉扫地,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君王如此,下必效尤。看看那些主教:追逐金钱而无视对心灵的救赎……再想想教会,从个体到全部,无一例外地堕落了!新的教士(托钵修士)也已丧失了原有的尊严。整个教会变得自大、荒淫、贪婪:每当他们聚在一起,在巴黎或是牛津,令俗人震惊的都是他们的相互争斗、纠纷及恶行……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贪欲,没有人在乎自己在干什么,又是多么不择手段。”